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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介正 |
黃介正：全世界都面臨四座困難的大山
台灣精英階層都知道問題所在
我們目前面對的困境，有四座大山，不是神山，是四座困難的大山，這個全世界都面對。
第一座大山是逆全球化有沒有邊界？它有一個趨勢，有一部分做法，但它不是全部的產業。全球化所造成的優勢及衝擊，我們已經經歷了至少30年，可是逆全球化很多是現象跟片面做法，有沒有一個parameter（邊界），我們現在很難探索，因為好像某一些產業可以做到某種程度或某種百分比的逆全球化，但它之後就會停下來，因為不可能全部。它有可能一部分是因為產業分工本來就存在，或者是因為全球化浪潮加劇了這種分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之內，逆全球化可以走多遠，變成一個很大的困境。
第二座大山就是地緣政治，其實就是戰略安全，或者是地緣戰略，因為它不完全是政治，它還包括經濟、產業、科技等等。
第三座大山是誰可以掌握領先技術。更深刻地講，應該是技術高地的搶奪，它包括了軍用技術、產業技術，不管從AI到所謂的極音速導彈，這些衹要沒有搶到高地的話，就衹能是跟隨者，尤其是強權對抗中間。我越來越相信他們講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誰能夠掌握領先技術，在技術領域，我比較不喜歡去用哪一國獲得更多的專利，或者是哪一國的數學考試特別強來評判。
第四座大山也是全世界的問題，就是人才量體夠不夠。每一國都有人才，我們如果用主權民族國家來算，以國家疆域來算的話，真的是人才的量體夠大，人夠多，競爭力就特別強。所以在強權之中也是人才的競爭，在大小國不同國力的對抗競爭上面也是人才量體的競爭，我相信大家都在不同的職場有很多體會，我認為這些環境對台灣都會產生影響。
全球都有這4座大山，我覺得第一題問得很好，這些政經環境的敏感度，其實不要說現在，長期以來世界各國政治和經濟精英的看法，跟普羅大眾是有差距的。我記得我在駐美代表處政治組的時候，就看到一個針對美國民眾跟針對美國國會助理做的民調，就是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民調，結果看到差距之大，自己都會嚇到。我講的是1994年看到的數據，也就是說國會精英都認為美國對台灣是有安全承諾的，國會的助理可能工作的場域或者涉獵的議題，或者可能他們是在華盛頓，所以他們的思維在華府那種比較high politics的角度，可是一般民眾都不認為美國要為任何一國有這麼高的承諾。所以三十幾歲的時候民調對我就有很大的震撼，就是精英階層對於政策的選擇和認知跟一般民眾的差距如此之大。我們現在把它translate出來的話，還是統治精英跟一般民眾的認知差距使然。但是近年又出現了一個新的變數，也就是部分統治精英或領導精英，會運用民粹去導引所謂的民意，我個人認為這是製造出來的民意。因為一般民眾並不會有那麼多的時間去思考問題、分析利弊，所以很容易用情緒和感官去針對一個問題做出決斷。
台灣對這些有沒有敏感性？我覺得今天台灣屬於精英階層的，不管是什麼顏色，敏感度是高的，大家都知道問題在哪裡，也知道風險在什麼位置。可是這些精英的認知有沒有辦法傳達到一般的民眾，讓普通的民眾同樣感受到這個敏感度就不一定了。比如說坐在衡山指揮所裡面的人，跟在KTV裡面唱歌的人，對於台海安全形勢的感知是完全不一樣的，經常會被總統叫去開國安會緊急會議的人，他們的感知因為有不一樣的資訊或者情報來源。對於一般民眾來說，當聽到“有政府請放心”6個字，就覺得ok了，就是說你沒有讓我感覺到問題大，當然中間牽涉到很多理性與情緒之間的拉扯。
台灣與美日打交道並不容易
不能用民粹情緒決定未來命運
第二個主題是怎麼看中美戰略博弈對台灣的影響。我覺得大家基本都知道，中美兩個大國對台灣的命運有直接的影響，我們跳不開也逃不走。我以前當陸委會副主委的時候，我說解決台灣問題衹有一個方法，就是把2300萬台灣人跟古巴人交換移民，古巴那個時候還是卡斯特羅，還是共產黨，讓他們到福爾摩沙來，大小共產黨自己玩，我們去被我們的友邦環抱，又在美國的後院多好。但是台灣人民不會答應，一個是文化，一個是祖墳，另外最重要的是去大陸經商的，還有去日本旅遊的機票比較便宜，大家都不會想要離開台灣。既然如此，我們就必須面對兩強競爭。
今天坐在這裡的人都知道，在奧巴馬卸任以前相當一段時間，後冷戰時期，就是要錢找大陸，要命找美國，不衹是台灣，而是整個亞太地區都享受到紅利。紅利是怎麼來的？就是美國和中國的交往政策，美國希望改變中國。一直到小布希總統的時候，佐利克還在紐約演講，說我們對中國的政策跟對前蘇聯是不一樣的，前蘇聯我們是用圍堵的，對中國是要把它拉到世界來，讓它遵守世界規範。美國這一廂情願的做法已經被證明是失敗了，這又剛好跟歷史的必然或偶然有關。
所以對於強權，我們會發覺，台灣對於強權的認知夠不夠？瞭解不夠的話，判斷就容易有失誤，包括政策選擇在內。可是要怎麼樣去認知呢？總不能全部上網查，你一定要有直接的戰略情蒐，通俗的講叫做溝通交流。若不瞭解就容易判斷錯誤，完全不知道對方在想什麼。我們現在已經很擔心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研究生，兩年半畢業，問題是疫情三年，他們的碩士論文完全沒有田野調查，完全不認識任何一個中國大陸的人，也沒有大陸的朋友，所有資料都是老師、書本或網路上的，所寫出來的中國大陸的，不管是哪一種政策分析，到底扎實在哪裡，今天我們在座的人是因為我們都有跑大陸的經驗，所以可以根據直接的一手的資訊，或調查研究所獲得的資訊，去做分析跟判斷，而年輕世代未必有。
我很討厭講什麼“親美和中”，台灣從蔣中正到如今，我們如果沒有美國的戰略杠杆，老早就掛了，這是事實，誰當總統都一樣，你敢不接美國電話？就這麼簡單。所以不需要去指責別人親不親美。現在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跟另外一個強權，能夠對他有更好的認知，從而獲得保存台灣最佳利益的判斷。換一句話說就是國家安全智囊，必須要有接觸面，不然的話就容易判斷錯誤。
如果我們通通堅壁清野築高牆，然後斷絕溝通，然後弱化瞭解，這對彼此之間的利益，到底好不好？美國也發生同樣的問題，美國因為擔心國安，所以很多富於與中國大陸交往經驗的人，反而變成了安全單位比較在意的人士，或者是知識分子想要做比較持平的判斷，或者是分析的時候，導致了他自己在工作上政治上受到干擾。在台灣的現象更明顯，我衹要是在YouTube直播，罵我舔美派的人多了，小粉紅全來了。所以我倒不擔心我們現在，我比較擔心的是正常世代交替以後的下一批決策者身邊的顧問群中，對於對手到底瞭解多少，不要講大陸，美國也一樣。
我一直講，對兩強，台灣都要去周旋。我們今天跟美國談TIFA多難，我第一次聽到TIFA是33歲的時候，在駐美代表處，因為政治組負責國際組織，所以一定會碰到這種經貿談判。我第一次見到蔡英文，就是當時國安會諮詢委員蔡英文在跟美國談，GATT+ WTO的那個時候，但外交部說雖然是由經濟部主導，外交部自己也要派員瞭解，就把我派去坐在台灣這一方擔任記錄。我們情緒上面其實不需要理性的選擇，站在更自由民主一邊，全台灣絕大多數人都是這個想法，因為它跟我們的理念、思想、生活方式都很接近，可是並不代表他們很好對付，也都是周旋，而且很難談。對台軍售，我們幾乎是賣方市場，不好交涉，我們要的東西別人不給，我們買一個長矛，他鋸掉30%然後賣給你，因為美國怕長矛會戳到大陸，所以它鋸掉30%讓你可以揮，但是怎麼揮都刺不到對岸，或者是其他的考量。
跟中國大陸23項協議好談嗎？每一項都是很困難，國台辦是最nice的，它是希望把事情弄好，問題是商務部、外交部、中央軍委各有不同的看法，光是禁限制水域要不要開？兩邊軍方都很硬，因為他們並不是想要做生意的人。所以即使是在最好的情況下，雙方溝通順暢，隨時電話簡訊都可以講的，也都是周旋到半死，但是有溝通，有周旋，有在開會的時候，擦槍走火的幾率是低的，這是事實。
所以講到台灣怎麼樣選擇，其實台灣沒有什麼選擇，台灣的選擇就是同時跟兩個影響我們命運的對手去周旋，我們也衹能這樣。有人講一個是善霸，一個是惡霸，所以選擇非常簡單，問題是兩者皆霸，不是你選他，是他選你。現在我們看到中國大陸也越來越精明了，不是衹有美國會打台灣牌，現在中國大陸也打台灣牌。所以如果我們天天在想選邊，或者是我們衹要片面搞單邊，就可以面對台灣的挑戰，恐怕是緣木求魚。
第三個問題，國際經濟格局變化影響最大的，對台灣來講就是地緣。我們因為處於這個地方，所以我們有價值，我們也因為待在這裡走不掉，所以非常困難。光能源就知道了，台灣雖然四面環海交通便利，可台灣很容易就變孤島。所以我跟美國人講，你一定要我當刺蝟島，我是接受的，但你要先答應我一個條件，就是你要當我的Uber eats，而且是24小時服務，因為我被圍困起來了。你說我手衹要這麼長就好了，台灣也沒有實力伸那麼多，美國講的也沒錯，我們國防預算就是這麼一點，什麼都想做，結果就是什麼都沒做，因為確實錢就這麼多。美國從馬英九上台2008年就有人提刺蝟，講到現在還在講，去年的兵推美國朋友還在講你們衹能當刺蝟，刺蝟的刺也有長刺跟短刺，但重點不是對手要不要餓死你，而是他可以餓死你。所以我們如何能夠讓凡是可以擔任送餐小哥的周邊國家都願意送餐，而且頂著炮火前進，是我們能不能夠衹做刺蝟的先決條件，不然的話真的要餓死。古今中外的戰史上，沒有一個堡壘沒有被攻破過，都被攻破了，所以地緣戰略變成我們的考量。
處理與大陸的政經關係
台灣的選項少需要穩定
第四個問題，台灣應該如何處理跟中國大陸的政經關係。其實給台灣的選項也非常少，就是要周旋，政治上要周旋，經濟上要周旋，產業不可能完全切割。今天以台灣的政經環境，沒有一個黨、政治勢力或政府可以直接命令我們所有產業在一個口令之下完全配合政府，而且各個產業也不一樣，傳產在中國大陸的市場，還有服務業所占的比例，這些都不是政府可以去manipulate的。
現在國際經濟環境對台灣提出了要求，必須讓台灣在未來幾年要處理跟中國大陸的關係，想處理的第一個條件是要能夠坐下來，不然就談不上處理。我們過去過度仰賴媒體、靠政策說明、靠鍵盤去做溝通，因為不接觸，現在新冠疫情解封以後，是不是海峽兩岸也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解封，讓大家針對一些議題來談？其實不想談也沒關係，我們先來做預備性商談，就是雙方先坐下來討論我們到底要不要談，先坐下來，不然的話就沒有辦法，所以預備性商談我們可以找一些功能性、事務性議題，在不涉及一個中國涵義的情況下，讓一部分議題先談起來，雙方至少在試水溫、測誠意上面，可以在小範圍先試先行部分預備性商談。
總結來說，我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就兩句話，一個叫做“穩定勝過一切”。下一任總統，誰要去選我真的是給他用力鼓掌，我不一定喜歡他或投他票，但我給他用力鼓掌，因為台灣未來2024~2028，你可能從當選就職那一天開始民調就一直往下走了，很難往上拉，你看困難重重，剛剛遵慈也講了五缺什麼的很難，也因為剛剛大家講的這些問題，所以必然要求穩定。
美國誰當總統？川普絕對不會在美國總統大選前被定罪，他可以一直鬧，但每出庭一次就是一次免費助選大會，那他到底怎麼走？我們對美國政治都沒有把握了。中國大陸的經濟挑戰，我相信搞經濟搞貿易的人應該也很清楚，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好，雙循環的比例，大家也知道主要依賴內循環。所以我覺得在大家面對這麼高的uncertainty的時候，“穩定勝過一切”是我要講的第一句話。
第二句話是“共同爭取時間”。每一次美國人跟我講說5年之內會打，我跟他說對不起，你給我的軍售融資（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FMF），第一年你就容許我12年分期還，我說你會借錢給5年就會死的人嗎？不會，所以你內心深處判斷我是可以還的。所以你們自己先溝通一下，如果你覺得5年之內台灣就掛了，你就不可能給我12年償還的條件了，所以軍售融資這件事情對我來講戰略上是個好事，它可以加速傳統軍售的作業流程，因為我不用分10年編列預算，因為融資所以我可以3年或5年，我就把這個案子給結了，我可以拿到東西。別人借我錢，就一定會想辦法讓我活著。
另外CPTPP要談也需要時間，如果台灣5年會掛的話，我會建議大家從此不用再談CPTPP。跟日本的情報交換講了二三十年，但是日本的官僚一定會跟你花30分鐘解釋困難在哪裡，然後隔12個月，大家又見面再開一次戰略研討會，你聽到的還是前一年跟你講的在日本的法規慣性，還有民眾支持度。所以我們聽到一些政客的宣告和意向，但是在實際官僚系統執行上面的工作困難，其實不需要我們去感覺，光美國跟日本交涉，美國所碰到日本官僚所產生的 Frustration，可以一起分享很多故事的。所以每一個國家有它的特性，民主國家是4年換一批人，原來講好的東西後來沒了，但是日本的官僚體系的定力非常的夠，所以你要在它傳統定力中間，讓它去做改變，不是戰略文件公佈就行，它的實踐需要時間。台灣接受美國軍購，消化美國軍購，從初始戰力到全戰力，對於任何一個武器系統來講都至少是5年以上，就是說從第一架飛機到新的F16可以形成全戰力最少5年，再加上台灣缺戰鬥機飛行員，這些事實，台灣怎麼能不爭取時間呢？
美國也在爭取時間，除非有意外，美國也沒有辦法說明天就是D-Day，然後所有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武裝力量可以搞定解放軍，而且很快，不拖延。中國大陸需要的更是一個走向2035的機緣。現在我們才2023年，大陸兩個百年中間畫的那條線在2035，中國大陸也需要爭取時間。所以時間是我們共同的朋友。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整個國際政經環境都很慘，全球都很慘，美國也很慘，法國總統跑去北京講話很小聲，因為國內罷工就搞死他了。所以我們有些時候不能光看表面，要看實質，不要用情緒決定未來，這是我要講的，謝謝。
王崑義：結語
今天前面兩位，包教授跟徐教授從學理性切入，一個從國際政治，一個從國際經濟面切入，後面兩位做了現實面的補充。我做簡單的結論。台灣的出路問題其實就兩個：一個是地緣戰略，一個是技術的問題。
地緣戰略來講，黃教授說的台灣不可能搬到古巴去，這是不變的格局。現在的問題是中國大陸往西不斷在擴展，用和平牌去擴展，它掌握歐亞大陸心臟地區，按照麥金德的地緣戰略理論，是不是中國的勢力會漲，美國的勢力會消？美國是不是又回到衹能站在馬漢所說的，在歐亞世界島的邊緣，衹能守住邊緣？問題是在這樣的一個地緣戰略裡面，未來中國越來越向西走，而且擁有歐亞大陸的時候，是不是中國會因為控制了歐亞大陸的心臟，然後又控制整個世界島，甚至控制世界？我們不知道，但是起碼大陸的勢力應該是會越來越強。那麼美國是不是會越來越下降？如果美國在地緣戰略的強權爭霸中，它的位置地位下降，台灣的戰略地位是更提升，還是也跟著越來越低了？
這樣的情況下，台灣應該在地緣戰略上做思考，這就回歸到台灣處在東西橋樑跟南北縱橫的狀態之下，到底是要往北看、往南看、往西看、還是往東看，在迷霧之中如何去尋找最好的戰略位置。
第二個，剛才大家也達成共識，這是一個技術的問題。在蔡英文的“努力”之下，不太可能把台灣醫療科技變成第二座護國神山，所以台灣怎麼樣保有半導體的優勢，我想這是一個關鍵。
我們現在也面臨其他問題，剛才黃教授也提到了人才體量的問題，我們的人才不斷流失，不衹是高層在流失，底層的也不見得會有未來，我看昨天的媒體說高職生已經消失了10萬人，未來中低層都沒有人要做的，意思說家裡想要修個水電都找不到人，這是台灣未來人才的一個最大的危機。我所認識的包括我兩個兒子都在國外，學高端科技的大概都不想留在台灣，因為台積電再怎麼樣高薪，也衹有台積電一家，其他的包括鴻海都還是血汗工廠，有多少人能待得住？現在問題是我們的高階人才、精英的人才又沒辦法補充進來，從東南亞，說實話印度人也不見得很希望到台灣來，但是我們又禁止中國大陸精英補充，這是技術面與人才面台灣未來所要面臨的最大的困境。
所以如何解決地緣戰略問題，如何解決經濟的、技術的、人才的發展問題，是台灣未來出路的問題，也是未來總統要去想辦法的難題。謝謝各位參與。
評論員簡介
王崑義：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學士，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博士；現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教授。
包宗和：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畢業，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美國密西根大學政治學碩士，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政治學博士；曾任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主任兼政治研究所所長、社會科學院院長、副校長及監察院監察委員等；現為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研究領域：國際政治、外交決策、國際衝突等。
黃介正：美國喬治城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曾任陸委會副主委等；現為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副教授、國民黨國際部主任。
徐遵慈：台灣大學外文系學士，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現為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協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領域：國際組織、國際經貿法、亞太區域研究、性別議題。
廖雨詩：日本大學博士；曾任日本大學特別研究員；現為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兼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日本政經文化研究、東亞研究、國際關係、軟實力外交、城市文化政策、文化產業規劃。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