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甲獲取的巨額“分紅”，本質上是公權力的變現而非資本的收益。根據《城市房地產開發經營管理條例》《國務院關於調整固定資產投資項目資本金比例的通知》等規定要求，房地產開發項目應當建立資本金制度，資本金占項目總投資不得低於20%或30%。項目資本金一般來源於投資者自有資金。東風公司項目實際運營中，總計投入2億元，僅項目資本金就要求不低於4000萬元，而除甲出資200萬元外，後續資金均為乙籌集，且甲也未參與到公司的其他經營事項中。由此可見，甲投入200萬元資本金在整個項目中實際發揮的作用微乎其微，顯然與其所獲的800萬元“分紅”不具有匹配性。實質上，甲對該項目真正的“貢獻”，在於其利用職務便利，在規劃、建設、驗收等方面提供幫助的行為，透過現象看本質，甲所獲的800萬元不是200萬元出資的真正收益，而是公權力的轉化、變現。
再次，甲乙雙方對以“合作”為手段、以“分紅”作為賄賂標的物的主觀認識明確清晰。在認定受賄犯罪中，國家工作人員和請托人對賄賂標的物的主觀認識至關重要。本案中，甲作為主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長，乙作為房地產商，對於東風房地產項目需要投入的整體資金量有清晰的認識，乙明知甲投入的200萬元對於整個項目杯水車薪，仍願意與甲共同成立東風公司，看中的就是甲手中的公權力，目的就是為給權錢交易披上一層合法的外衣，甲乙對此均心知肚明。除了掩飾犯罪外，通過共同成立公司，二人還在客觀上達成了一種利益分配的約定：甲利用職權為該項目提供幫助，乙將該項目的20%收益作為“好處費”送給甲，甲乙在合作之初即對將該項目20%的收益作為賄賂標的物有清晰明確的認知，最終800萬元的收益均在甲乙的主觀預期之內，能夠為行受賄雙方的合意所涵蓋，因此，將800萬元認定為受賄數額，符合主客觀相一致原則。
最後，還需思考的一個問題是，甲確實投入了200萬元資金，同時該資金也的確被用於東風項目建設，該投資款所對應的“收益”，一並被認定為受賄金額是否合理？是否應當將其從受賄數額中扣除？正確理解該問題，關鍵在於要認識到甲乙二人之間存在確保甲本金不受損失的約定。資本之所以能夠享受收益，本質就在於其承擔了相應的風險，判斷某一“投資”是否是真實的民商事行為的關鍵，也在於其承擔的風險與所獲的收益是否具有匹配性。本案中，甲乙關於甲投入200萬元不承擔風險的約定，在本質上改變了該200萬元的性質，失去風險屬性的資本，意味著其不能再享受收益。因此，即使該200萬元真正被投入項目中，也不存在應得的收益，在認定受賄犯罪數額時，不必考慮將其對應“收益”從受賄數額中扣除的問題。對於200萬元的固定利息，是否應當扣除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如前文所述，本質上甲將該200萬元資金作為一種實現權錢交易的工具，因此，該資金的應得利息是一種預期內的犯罪成本，同樣沒有扣除的必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