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愛國主義”和“愛國主義教育”在香港都不是常見的詞語。在部分香港居民特別是反對勢力眼中，它們所謂的“國”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經過中國共產黨艱苦卓絕奮鬥才建立起來，所以“愛國”也必然包含了“愛黨”的意思。由於歷史原因，香港社會長期存在著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抵觸或逆反情緒，所以在反對勢力的煽惑和詆毀下，“愛國主義教育”無從提起，就連“國民教育”和“國情教育”也因為被“污名化”而舉步維艱。2012年，香港特區政府計劃在中小學推行國民教育，反對勢力則乘機策動“抗爭”行動，導致有關計劃被無限期擱置，而是否和如何推行“國民教育”則由各學校自行決定。
·推行的主客觀條件已成熟
“國民教育”之所以在香港推展困難，其實與香港過去的“殖民地”歷史有密切關係。在我2020年出版的《思考“一國兩制”的未來》一書中指出，“在殖民管治下，香港人的國家概念和民族意識難有充分發展的空間。英國人特別忌憚中國內地汹湧的民族主義對其在香港管治的影響。”“英國人在香港對傳統中華文化並不抗拒，但從維護殖民管治角度出發，卻長期刻意以各種有形和無形的手段灌輸香港人對中國內地和中國共產黨的負面態度和對中華文明的輕視，‘親英’精英、公務員和年輕一輩所受影響尤其顯著。”
香港回歸祖國後，中央不希望在香港引起衝突和不安，特別是不希望在國際上引起對中央落實“一國兩制”的質疑，所以沒有在香港搞意識形態的“去殖民化”和推動“國民教育”。我在2015年出版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一書中指出，“在‘去殖民化’缺位的情況下，香港人對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的因由、對香港歷史的變遷、對中國與香港的複雜關係、對香港歷史與中國歷史的相互交織、對影響香港發展的成敗得失的因素、對香港人作為中國人的本質、對現代和當代中國歷史、對香港與中國乃‘命運共同體’、對社會主義中國、對內地同胞、對香港人在‘一國兩制’下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責任、對香港社會蘊藏著的大量華夏文化傳統與華人社會‘基因’等問題都缺乏足夠的認識、瞭解和反思。”
過去幾年，中央主動出手撥亂反正，制定和實施香港國安法，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將反中亂港分子和其背後的外部勢力從香港的管治架構驅逐出去，和基本上建立了“愛國者治港”的格局。在新的政治格局下，反對勢力和其支持者再難在香港社會策動政治鬥爭，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愛港力量因而得以較積極和有效地在學校和社會逐步推行各種與國民教育和國情教育有關的政策、措施和活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