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台灣領導人選舉的若干規律探討 作者：楊勝雲（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研究員
【摘要】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意識形態色彩濃厚，與兩岸關係密切相關，選舉結果深受複雜因素影響。從勝選角度觀察，台灣“大選”大致有四條規律：一是候選人“維持現狀”的意願、能力與民眾支持度正相關，候選人需在維護“台灣主體地位”和避免“兵凶戰危”之間找到平衡點；二是確保本陣營基本盤是候選人留有勝算的必要前提；三是證券市場表現是執政黨選情的晴雨錶；四是美國不反對是勝選的重要條件。衹要台灣選舉政治的內外環境未發生結構性的變化，這些規律就具有相當的穩定性。
台灣地區有11項公職人員選舉，其中“總統”選舉（“大選”）最受矚目，也最為重要。受島內政治生態、選舉制度等內外因素影響，台灣“大選”產生了一些規律性現象，比如：民進黨和國民黨輪流上台，每八年輪替一次，連任者為同一人，等等。但是，導致選舉結果的因素要比形成的現象複雜得多，包括但不限於：候選人的實力、政策主張、競選策略，所在政黨的實力、政績，對手的實力、政策主張和競選策略，對手所在政黨的實力、政績，島內各政治勢力的整合分化，兩岸關係和台海形勢，外部環境尤其是外部勢力干預，突發事件等，且各因素在不同“大選”中所占權重不盡相同。比如，“九二共識”在2012年“大選”中扮演了決定勝敗的關鍵角色，但在2016年“大選”中的正向加分作用明顯減弱。相對於其他類型的選舉，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意識形態色彩濃厚，與兩岸關係密切相關，受外部干預影響更大。從勝選角度觀察，台灣“大選”可總結出四條規律：一是候選人“維持現狀”的意願、能力與民眾支持度正相關，候選人需在維護“台灣主體地位”和避免“兵凶戰危”之間找到平衡點；二是確保本陣營基本盤是候選人留有勝算的必要前提；三是證券市場表現是執政黨選情的晴雨錶；四是美國不反對是勝選的重要條件。
一、候選人展現的“維持現狀”意願、能力與民眾支持度正相關
自1996年台灣地區實行“總統”直選以來，受李登輝和民進黨等偏“獨”政黨的刻意設置和渲染影響，統“獨”議題較長一段時間是藍綠陣營選戰的必爭之地。近些年，在島內“去中國化”運動和選舉政治的共同塑造下，統“獨”之爭熱潮漸退，“維持現狀”成為台灣社會的共識並不斷強化，反過來對選舉政治形成強大規制，並演化為“政治正確”的重要標準，這在2008年以後的重大選舉中表現得日益充分。台灣政大選舉研究中心、《聯合報》和《遠見》等機構跟蹤調查顯示，2010年以來，台灣民眾支持“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和“永遠維持現狀”的比例穩定在50%以上，傾向“獨立”的民意總體上有所增加，但一般在12%-25%之間，且多為“維持現狀後再‘獨立’”。在兩岸關係比較緊張時，傾“獨”民意會向“維持現狀”回擺。
“維持現狀”的主流化，很大程度是島內民意對國家統一意願減弱和“獨立”傾向加劇的反映。有研究者認為，隨著大陸綜合實力持續增長並與台灣拉大差距，“兩岸原有的平衡對峙轉為不平衡對峙”，但大陸暫不具備和平統一台灣的充分條件，而台灣在“統一大陸”無望的情形下開始爭取實質“獨立”，因此，島內民意呈現要求“維持現狀”且傾向“獨立”的比重大增①。特別是2005年祖國大陸頒佈《反分裂國家法》後，無論是台灣當局還是台灣社會謀求“獨立”的信心不斷流失，越來越多的人擔心“台獨”挑釁招致大陸啟動非和平方式，不僅自身安全受損，而且現有生活方式可能被打破。《聯合報》2023年上半年公佈的民調顯示，67%的民眾認為目前台灣不具備宣佈“獨立”的實力。在這種情況下，儘管台灣社會多認同兩岸“互不隸屬”，甚至認為“獨立”的正當性大於統一，但多數民眾並不願意為“台獨”而付出重大代價，傾向於以“維持現狀”為名來維護台灣的“主體性”和既有生活方式。柯文哲即坦承，“以現階段來說，維持現狀不要說是唯一選擇，恐怕是不得已的選擇。”②
但要看到，島內藍綠陣營對“維持現狀”的解釋有所不同。國民黨界定的現狀，基本上以馬英九提出的“不統、不獨、不武”與“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範圍為準，民進黨界定的現狀則明顯偏向“台獨”。綜合分析，台灣社會所能共同接受的“維持現狀”，大體以“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台灣前途由台灣人自己決定”為前提，以不觸發大陸採取非和平方式為底線。台灣政治人物投入“大選”，其兩岸政見往往會在維護“台灣主體地位”和避免“兵凶戰危”之間尋找平衡點，尤其是民進黨候選人，選前毫不例外地會將“台獨”主張進行淡化包裝。比如，陳水扁在2000年“大選”前接受美國《僑報》採訪時稱“台獨”是一種“符號”，並表示“為了符號問題而危及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既屬不智，也不符合兩岸化解爭議的積極目的”③；他還提出走“新中間路線”，要“以國家安全為主軸”，“跳脫傳統的看統獨，走第三條路”④。儘管陳水扁當選後陸續拋出“一邊一國”等“台獨”主張，但其“新中間路線”選舉策略被綠營沿用和創新，蔡英文在2012年、2016年“大選”中，都有意迴避“台獨”問題，大談維持“台灣現狀與民主機制”是“台灣共識”，民進黨處理兩岸關係的基本原則就是“維持兩岸現狀”等。在2020年選戰中，民進黨和蔡英文主打“反中保台”牌，實際上也是抓住了台灣社會“維持現狀”的心理。自稱“務實的台獨工作者”的賴清德投入2024年選戰後，為降低民眾對其上台後推動“法理台獨”的擔心，宣稱“務實台獨”就是“根據事實，台灣有土地、人民、主權、政府，且定期改選政府來服務人民，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必另行宣佈獨立”⑤。“兩岸牌”向來是國民黨的優勢，但在實際操作中，國民黨候選人選前往往會在兩岸論述上往回收，更加強調站穩“中華民國”立場，“堅持民主自由的憲政體制”。
在各陣營尋求平衡點的同時，選民選擇誰最重要的參考指標之一就是候選人及所在政黨“維持現狀”的意願與能力。2008年，民進黨的“謝蘇配”以221多萬的差距輸給了國民黨的“馬蕭配”，很大程度是受陳水扁走極端“台獨”路線導致兩岸關係走到戰爭邊緣的連累。2012年選前，儘管台灣經濟不景氣，馬英九多項承諾跳票，但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背景下，台灣民眾對馬英九“不統、不獨、不武”政策的信任度，明顯高於蔡英文的“台灣共識”。民進黨和蔡英文在2016年“大選”中以較大優勢獲勝，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兩岸關係快速發展讓台灣民眾“被統一”壓力增長，“九二共識”對國民黨的加分作用大幅減弱。在2020年選戰中，蔡英文聚焦於台灣“民主”、安全與香港等政治議題，“抗中保台”口號有效激發了島內民眾對韓國瑜上台可能會導致“台灣變香港”的“懼統”心理。據香港中評社研究，蔡英文在泛綠基本盤之外通過打“黑韓牌”和製造“亡國感”劃出了一個超過250萬規模的“反中同溫層”，並轉化為高投票率與高得票率⑥。由此可見，當前的台灣選民更傾向於從安全層面而不是統“獨”層面來理解“維持現狀”，換言之，即便知曉候選人“維持現狀”主張衹是策略性的或者傾向“獨立”的，但衹要判斷其上台不至於引發台海衝突且能保證台灣“不被併吞”，則具加分效應。一旦某位候選人被主流輿論判定為上台將導致“台灣主體地位”流失，或者台灣安全將受到實質性威脅，則可能被民意拋棄。由是觀之，台灣規律性的政黨輪替，很大程度是台灣民意在維護“既有主權地位”和尋求安全感之間進行調適平衡的投射。
二、爭取本陣營基本盤是候選人留有勝算的必要前提
台灣政治革新以來，台灣社會因統“獨”差異逐步形成了藍綠兩大陣營對壘的基本結構。“一人一票”“贏者通吃”的選舉制度設計，強化了台灣政黨政治以意識形態對立為內核的特點，也形塑了島內“選舉至上”、“不問黑白、衹問藍綠”的政治生態。在爭奪政治資源尤其是執政權的過程中，台灣選民傾向於以政治立場為分野，進而形成了捍衛本陣營基本價值理念、相對堅定支持本陣營政黨及其候選人的基本盤。儘管藍綠勢力大小有所起伏，但業界普遍認為，藍營基本盤大於綠營，差距約為5%-10%。“太陽花”運動後，以柯文哲為代表的第三勢力快速崛起，隨著民眾黨成立並積極參與政治選舉，島內政壇暫時出現藍、綠、白三足鼎立的態勢。若以2020年台灣大選政黨票數為參考，國民黨、民進黨、民眾黨的基本盤分別為33.36%、33.97%、11.22%；若以2022年各黨所獲縣市議員席次為參考，則國民黨、民進黨、民眾黨的基本盤分別為40.33%、30.44%、1.53%。總體來看，藍綠基本盤兩強對峙、“北藍南綠”的基本結構仍然穩定，中間選民雖被認為已具相當規模，但白色陣營基本盤十分薄弱。
由於基本盤的分量和較強吸附力，維持和拓展自己的基本盤是國民黨、民進黨兩大政黨贏取選舉的關鍵所在。從歷年台灣重大選舉來看，候選人如果不能成功整合本陣營的基本盤，則選戰無一不以失利告終。受支持群體構成、政黨文化等因素影響，民進黨基本盤相對凝聚力更強，派系力量整合快，民眾出來投票率高；而藍營基本盤則凝聚力偏弱，派系分歧更難彌合。所以，歷次選戰經常會出現綠營基本盤雖小但候選人獲得本陣營支持力量更大的情況。藍營剛好相反，往往因為內鬥內耗導致選戰軍心渙散，分票現象屢見不鮮。以2016年“大選”為例，“馬、王”政爭、馬當局削減軍公教退休金、“換柱”風波等導致藍營基本盤百孔千瘡，最終選舉以66.6%的投票率創下歷史新低，國民黨候選人朱立倫得票數比四年前的馬英九少了308萬票，而親民黨籍的宋楚瑜比上屆得票數多了120萬票，顯示許多藍營民眾寧願棄投或者投宋也不投朱。
強調基本價值、進行政治動員是島內政黨鞏固基本盤的重要方式，但民進黨更傾向於通過走民粹路線來固票、催票乃至破壞對手的基本盤，在勢均力敵或處於劣勢的情況下，甚至不擇手段。陳水扁在執政末期策動“入聯公投”綁“大選”，民進黨於2012年選前之夜安排李登輝演講，以及2019年底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強行通過“反滲透法”等，都是民進黨進行民粹化動員的“精心之作”。2004年選前的“三一九”槍擊事件迄今迷霧重重，但輿論普遍認為該事件刺激了許多綠營民眾出來投票。
也有論者認為，2005年之後的台灣各項選舉，多次出現選舉結果在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大幅翻轉的現象，這說明“決定台灣選舉結果的關鍵因素不再是藍綠基本盤，而是中間選民，大量中間選民投票行為的轉向成為決定選舉結果的關鍵因素”⑦。關於中間選民的作用需要辯證去看。其一，隨著台灣政黨政治尤其是藍綠惡鬥弊端的日益顯現，“認人不認黨”“衹經不政”的中間選民確實有增多之勢，但其作用的發揮，需要建立在候選人保住基本盤的基礎之上；其二，台灣“大選”陣營對壘化、意識形態擴大化的特性，對中間選民“歸隊”“選邊”具有強大的感染和磁吸效應，政黨基本盤在“大選”期間往往會階段性回補；其三，中間選民更加關注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但“大選”事關台灣未來四年的路線乃至前途命運問題，這會促使中間選民增加對統“獨”、戰和乃至中美博弈等政治安全議題的考慮；其四，民眾黨的成立為不滿國、民兩黨價值的中間選民提供了新的選擇，對柯文哲及民眾黨認同感較強的中間選民在一定條件下可能會轉化為白色陣營的基本盤。柯文哲在五六月間民調持續上升，不過，其基本盤遠小於藍綠陣營決定了其勝算不高，藉勢做大基本盤和拓展政治資源或許是其參選2024最重要的目標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