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話語分離：香港輿論場的特殊性
“一國兩制”遵循“因俗自治”的國家主權憲制前提和“地方行政區域”的邏輯起點，享有“高度自治權”。同時，香港、澳門圍繞“一國兩制”的輿論場在地方制度空間、經濟發展結構、社會文化背景和政治制度進程等方面也存在顯著差異。具體來說，在地方制度層面，港、澳曾分別是英、葡殖民地。葡萄牙占領澳門的漸進過程經歷入據、“租居”、侵占和擴張四個階段，橫跨300年之久〔15〕，占領澳門的主要目的是通過擴大海關權、徵收苛捐雜稅和從事鴉片貿易來收斂錢財，這與港英時期改組法制系統、重整教育制度、劃分階層等級等意識形態經營模式迥異。在經濟結構層面，香港始終是中國乃至全球金融中心，世界經濟自由度排名第二〔16〕，以金融服務、旅游、貿易及物流和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等產業為主要經濟動力，英資集團和外資企業占比偏高。相比之下，澳門作為博彩旅游、葡語國家交流平台中心主要依靠大陸游客消費，大部分產業實際控制權掌握在愛國力量手中。在文化背景層面，“港獨”勢力依附於英國文化殖民的教育體系和抵抗內地的“夾縫謀利論”〔17〕國族鏡像，澳門的愛國社團“則積極舉辦社會文化活動，不斷發展”。
4. 外部施壓：美西方國家干預主義漸行
當前，美西方持續對華“極限施壓”“脫鈎斷鏈”，全球化面臨被撕裂為“半球化”的嚴峻風險〔18〕和“相互依存武器化”的“後全球治理”局面。當前，中美在香港“一國兩制”問題上的法理、制度和話語權鬥爭集中體現在香港民主議題上，美西方已形成全聯盟的“挺港”圈子。一方面，美國從干預主義的霸權邏輯出發，通過國會、行政部門和駐港澳總領事等關鍵個人在經濟、金融、司法等領域長期介入香港事務，公開詆毀“一國兩制”。例如，2019年6月，美國國會衆議院議長佩洛西公開聲稱，發生在香港的示威游行是“一道美麗的風景綫”；2023年12月，美國國會衆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認證法》草案，意圖取消對香港駐美經貿辦的特權和豁免地位，甚至關閉辦事處，大打“法案牌”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19〕。2024年5月，美國駐港總領事梅儒瑞（Gregory May）在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綫上研討會上聲稱“中國威權主義嚴重侵蝕香港民主和高度自治”〔20〕。另一方面，西方媒體與香港黃媒、自媒體相互配合，藉助“污名化”等“西方式詮釋”手段持續引導錯誤輿論，加固後殖民認知偏見結構。2014年9月到12月，香港發生非法“占中”事件期間，美國智庫學者通過媒體撰文或接受采訪談論“占中”事件200餘次〔21〕，以批評中國政府和施壓美國政府發揮民主領袖作用為主。歸根結底，美國干涉香港問題的本質是假借西方自由主義價值體系實現牽制中國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的進攻性現實主義目的。
五、香港“同心圓意識”話語的自主建構路徑
新時代香港同胞的身份認同，應該符合“一國兩制”話語體系的發展與演變，旗幟鮮明以愛國主義為核心，充分結合回歸以來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聯結中外的獨特優勢，建構起一個將香港認同、大灣區認同、國家認同、民族認同與“世界公民”全球性認同有機結合起來的“同心圓意識”。“同心圓意識”強調全國各族人民、全體中華兒女團結、.共識和共同奮鬥，.旨在通過增進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共同意識和凝聚力，.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高度統一。
“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和香港“同心圓意識”的話語自主權構建離不開內生性和外源性動力。一方面，香港話語自主權內生於國家認同，國家認同重構歸因於文化教育的去殖民化和非排他性，其底層邏輯源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層認知基礎；另一方面，香港話語自主權外源於特區經濟和特區民生的“一國紅利”及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的“政策供給”，更需要切實發揮中央引領作用，反制美西涉港話語攻勢的同時助力香港故事的“自我書寫”。
1. 文化尋根：夯實中華文化認知基礎
作為國家治理和文化大計，“一國兩制”政治實踐根植於“大一統”的華夏古典文明和超越民族國家理論窠臼的現代性文化氣度。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香港的命運從來同祖國緊密相連。〔22〕”雖然在歷時性層面，英國殖民百餘年的“西強中弱”文化落差致使港人陷入文化失衡的結構性困境。加之香港回歸後，港人始終游離於英國“殖民權力矩陣”和深受冷戰思維迫害的“恐中恐共”情緒之中，更加劇其“離散意識”和對內地的“心理距離”。但兩地同胞在文化基因層面仍蘊含共同的中華文化認知基礎。其一，香港與廣東，書同文、話同音、人同種，嶺南文化依舊是香港的文化底色。從唐朝安南都護府置屯門軍鎮，到明朝香港販運莞香，再到清朝翰林南渡，時至今日，從廣東流傳至香港街頭的魏碑招牌仍隨處可見，專做廣式早茶的陸羽茶室依舊生機勃勃，電影、粵曲、小說等文藝作品無不流露出嶺南文化與香港大衆文化的水乳交融。其二，“香港新儒家”的傳承與發展，彰顯“一國”之根本的情感歸屬。無論在表層觀念還是深層邏輯上，兩地國學者均堅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最終目標，遵循“民本、道主、賢治、和合”的中華文化國家治理和地方區域治理之路。
因此，重建香港歷史中缺失的國家意識根基應以嶺南文化和儒家文化為紐帶，建議以中央和內地文化主管部門和香港特區主管部門為支點，搭建以圖書出版、電影編製、音樂戲劇等領域為代表的兩地文化產業交流合作平台；持續打造“國粹香江校園行”“全港戲院日”等文化惠民服務項目；積極開展香港斫琴技藝、香港中式長衫和裙褂製作技藝等非遺項目申報和保護工作；利用傳統節日舉辦中秋“香江明月夜”、端午龍舟賽等大型文娛活動。一方面，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築牢“一國兩制”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在求同存異中塑造兩岸文化命運共同體；另一方面，發揮香港多元文化屬性特質和“一國兩制”制度優勢，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鑒的文化地標，以香港為橋頭堡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2. 認同重構：完善非排他性教育體系
提升國家認同感是一個系統性工程。其中，國民教育一體化是超越“兩制”社會制度差異，消解香港同胞身份焦慮，鞏固“一國”國家認同的主要途徑。回歸以來，國民教育在香港屢遭意識形態風險和泛政治化操弄，根源在於“戀殖情節”“香港價值”和“一國認同”三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具體表現在語言教育政策上“重英輕中”，缺少普通話語言環境；如在《捍衛香港價值宣言》〔23〕中刻意忽略愛國主義，在價值觀層面將香港從中國抽離；在教材和教學內容方面良莠不齊，“港獨”勢力和美西方干預主義趁虛而入。伴隨香港產業空心化、房價高居不下等以利益認同為中心的重商主義文化沒落，亟待發揮中央和特區政府合力作用，完善包容認同和非排他性的現代國民教育體系，塑造國民同質性，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維護國家主權。
一方面，中央應牢牢把握意識形態主導權，堅守“一國”底綫。以國情教育為支撑，定期舉辦法治教育活動，培育香港青年國家認同意識和國家安全意識；以“中國元素”為基點，切實貫徹國旗法、國徽法和國歌法，培植香港青年愛國情懷和身份歸屬感；以交互游學為契機，搭建兩地教育交流合作長效機制，加大教育政策和資金扶持力度，塑造香港青年集體理性認知。另一方面，特區政府需積極配合中央，發揮“兩制”優勢。以語言為橋，回應國家憲法第19條第5款規定，大力推廣、規範使用國家通用語言，創造良好語言環境；以教材為綱，統一“語文”“歷史”“道德與法治”等基礎教材，健全教材評審制度，嚴格監督教育教學內容；以師資為本，貫徹以“愛國愛港”為聘用條件的師資素養考核要求，加強師風師德等倫理操守建設。因此，國民教育既在道德文化層面發揮對國家認同的積極推動者和倡導者作用，又在政治認同層面扮演適度引導者和協調者角色。
3. 融合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府際合作
香港本土意識歷經“文化認同-經濟社會認同-政治認同”的邏輯演變序列。粵港澳大灣區府際合作在“一國”框架內將“兩制”地方行政區域有機結合，形成“區域性發展共同體”，提供“兩制”向“一國”整合回溯的制度性通道，成為香港與內地強有力的情感紐帶。過去偏重強調“兩制差異”，即香港憑藉其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經濟地位，在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領域具有不可替代性，促使港人對內地萌生自我優越感和“港人優先”等區隔思維。加之港人曾引以為傲的經濟利益伴隨上海等城市的同質化競爭和世界經濟下行壓力未能有效轉化為民衆利益，導致“一國紅利”未能對衝“兩制差異”，甚至進一步凸顯制度矛盾。作為融合發展的國家戰略框架，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在制度、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的重要連接點作用，打破兩制僵化阻隔思維，激發融合并進“一國紅利”，促動中西全球化體系良性互動，勢在必行。
鑒於此，對內應發揮“一國紅利”，降低“兩制差異”造成的制度運行成本，對外應利用“兩制差異”，為各類行為體提供多種制度接口。具體而言，對內在空間、權力和話語層面進行“尺度調試”。如發揮“橫琴方案”與“前海方案”區域新空間的引擎作用，與香港“北部都會區”相向而行，重構區域地理空間，深化互動性融合普惠；克服法系差異技術壁壘，解決“管治割據”和“法律專業壟斷”問題，構建有機統一的憲制秩序整體；以經濟交流和文化力量形塑區域共贏話語，以頂層設計和官方發言強化國家話語，推動地方話語區域化和區域話語國家化。對外促動香港與英美國家、澳門與歐陸國家、廣東與內陸地區的互惠銜接，促動“一國兩制”接軌全球化維度和命運共同體架構，探索“升級版一國兩制”創新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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