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集會呈現綫上與綫下的結合態勢
在近年台灣“民主轉型”中，台灣青年同樣不能置身事外，經常通過各類政治集會引發台灣當局和藍綠兩大陣營及社會各界的關注，以逐步實現青年的群體利益或相關社會階層的訴求。
近年來，作為網絡使用的主力軍和占據優勢的社會族群，也作為智能手機的主要用戶，台灣青年不單在政治參與態度上由“政治冷漠”轉向“政治熱情”、在政治參與動力上由“被動參與”向“主動參與”轉變，還將這些政治集會進行綫上與綫下的逐步關聯，利用互聯網“綫上動員、綫下參與”，呈現綫上虛擬環境與綫下真實場景日益密切結合的態勢。
具體而言，台灣青年組織的各類政治集會是這些青年或以青年為主的各界台灣民衆為某個共同的目標或議題而組織起來，以會議形式表明其政治傾向或政治訴求，或支持、或反對，共同“嗆聲”，尋求台灣當局及社會各界的支持與理解；也可以是台灣青年作為社會成員的重要組成，機制性地參與到相關黨派或政治團體的政治集會之中，向台灣當局和社會各界表達青年群體或政治派別的聲音。
2023年7月16日，位於台北市中心地帶的凱達格蘭大道曾爆發一場游行示威，上萬名台灣青年走上街頭抗議民進黨當局。游行期間，民衆喊出“司法改革”和“居住正義”兩大訴求，警方則估計有約2萬至2.5萬人參與游行。〔13〕參與游行示威的人士表示，現場多數是年輕人，這些台灣青年對民進黨自2016年以來的治理業績感到非常憤怒，感覺被民進黨“騙得很慘”。這種狀況實際也是島內知名網絡社交媒體PTT和Facebook平台，社會各界特別是青年長時間熱烈討論的話題，而今則是從綫上（虛擬空間）的討論與批判轉為綫下（現實社會）的集會游行。
（四）游行示威主張明確、訴求鮮明
在台灣，各類游行示威層出不窮，其通常是指包括青年在內的各界民衆對某一社會事件、政治議題或政治決策，為了表達自身的紀念、慶祝、支持或反對等相關的立場、觀點、訴求，在公共場所舉行的人數不等、規模不等、影響多樣的政治行為。
作為抗爭型政治參與的重要組成，參與游行示威的台灣青年通常會提出相關政治訴求、展示相關抗爭標志，譬如“旗幟”、“口號”、“標語”等，便於及時、簡潔、醒目地向社會各界表達政治主張或權益訴求。〔14〕在此過程中，台灣青年往往因自身的政治熱情較高、體力精力較好而成為游行示威的先鋒與主力，引發島內各界對這些青年訴求的關切及主張的重視，進而影響甚至迫使台灣當局及有關部門調整、改變相關政治決策。同時，基於青年群體的“不成熟”、“易衝動”，時常也會見到由青年作為發起者和主力的規模不等的游行示威，其自身政治意味不強、政治目標模糊，更容易吸引不同階層的青年及各界民衆的支持和理解。
自2020年5月至11月的近半年時間裡，民進黨當局曾接連引爆諸多爭議決策，引發包括台灣青年在內的各界民衆的不滿和批判，如未與島內各界做任何溝通，2020年8月底即“無預警”宣布2021年開放含萊克多巴胺（俗稱瘦肉精）的美國豬肉和30月齡以上的美國牛肉進口，即所謂“萊豬”、“萊牛”。因該舉措可能給島內包括青年在內的各界民衆生命健康帶來諸多隱憂，故此遭各界強烈批評，民間團體還成立“民間反瘦肉精毒豬聯盟”持續表達不滿和反對。2020年11月18日，針對中天新聞台申請換發執照一事，台灣當局“通訊傳播委員會”作出“史無前例”地“不予換照”決定，導致該新聞台被實質關停，引發包括青年民衆在內的社會輿論沸騰。
作為對上述事件的政治回應，2020年11月22日，台灣各地以青年為主力的50多個社會團體和政黨派別在台北發起游行。在游行中，民衆舉著寫有“反萊豬”、“反萊牛”、“維護生命健康”、“新聞自由”等口號的標牌，反對民進黨當局開放含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肉和美國牛肉進口、粗暴駁回中天新聞台換發執照申請等不當施政。包含大量青年在內的逾5萬民衆參加了示威游行，〔15〕向台灣當局和社會各界展示自身的強大力量。
三、近年來台灣地區青年政治參與發展變化的影響因素
就不同國家和地區青年政治參與發展變化主要因素而言，通常包括宏觀因素（社會政治參與及民主政治的成熟程度）、中觀層面（配套法律法規及青年政治團體的成熟程度）及微觀層面（青年個體政治參與的意願與能力）。也有觀點認為，經濟發展、社會地位、政治心理、政治機制與社會機會等是影響政治參與的基本因素。考慮到台灣政治經濟的現實狀況，本研究認為台灣青年政治參與發展演變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執政當局、社會政治組織、政治生態、大衆傳媒及青年個體等五類因素。
（一）掌握公共權力要素的民進黨當局成為主要推手
2016年以來，民進黨當局所制定和實施的各類政治決策直接影響到包括台灣青年在內的島內各界民衆，甚至也會對兩岸關係及亞太地區局勢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在“民主轉型”與“政黨輪替”等政治生態不斷演變的環境下，台灣當局的一些政策及其實施往往傾向“勝選”需要而日益向特定的族群和政治派別傾斜，呈現所謂“短期效應”、“選舉效應”。在此過程中，台灣青年的部分合理權益往往被忽視乃至被損害，引發其民意反彈。
如民進黨原本持反對進口美國“萊豬”、“萊牛”立場，但其2020年5月獲得連任後，為推行其“倚美謀獨”，竟於2020年8月底“光速變臉”，強推和放任美國“萊豬”及“萊牛”進口。這種“雙重標準”及其“權力傲慢”、“謊話連篇”，成為民進黨當局第二任期中，台灣青年對其施政失去信心的重要轉折點。〔16〕接下來，有關“反對美國瘦肉精豬肉進口”、“公投綁大選”、“重啓核四發電”、“遷移位於桃園的第三天然氣接收站以保護藻礁”等“四大公投”，民進黨當局在用盡執政地位和行政資源優勢、使出全力動員之下，最終過關不易，更加暴露出台灣青年和中間選民所積存的濃重的反對情緒。
與此同時，民進黨當局長期側重“拼選舉”“拼政治”，導致諸多民生議題被忽視以至於難以有效解決，包括青年在內的各界民衆存在大量的經濟、社會、文化與政治等方面的訴求也需要民進黨當局及時、穩妥地應對和處理。與之相對，掌握龐大行政資源的民進黨當局的相關決策也影響到台灣青年對目前的政治體系、價值觀念、文化認同等方面的政治態度及相應的政治參與。
在2020年台灣領導人選舉、高雄“罷免韓國瑜”及2021年“四大公投”活動中，為了爭奪台灣青年的選票，民進黨當局不惜違背“行政中立”原則，要求學校及台灣軍事機構放“選舉假”，并出動返鄉列車、校園包車等鼓勵青年返鄉投票。然而，2022年的“九合一”選舉中，意識到因執政不當導致青年選票流失，民進黨當局并未如往年出台相關優惠政策，也未動員青年返鄉投票，就連島內軍事機構也要求“正常輪值”，甚至放任綠營網軍外圍組織圍攻新竹市中學生的模擬投票實踐活動。〔17〕2024年1月的台灣“二合一”選舉中，國民黨和民衆黨之間的“藍白合”議題也曾磋商了近半年，但卻在最後關頭無奈“破局”，其主要作祟者就是執政的民進黨。〔18〕雖然包括青年在內的近六成的島內民衆希望“下架民進黨”，但結果還是民進黨“慘勝”，勉強維持繼續執政地位。
（二）社會政治組織的實力消長成為直接推動力
社會政治組織通常包括政黨、社團、工會、志願者協會等，也是包括青年在內的各界民衆政治社會化的重要媒介和手段。在台灣，各類社會政治組織可通過不同渠道的政治宣傳，向包括台灣青年在內的各界民衆傳播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認知、價值觀念等，吸收和接納包括台灣青年在內的新成員。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島內政治黨派對台灣青年政治參與的影響。
近年來，隨著人口結構的變遷，年滿20周歲而擁有選舉權的台灣青年作為各類選舉投票的特殊力量，不單現實中擁有選舉中600餘萬張選票，且青年族群特別是“首投族”在政治認同、政治立場等方面的可塑性也使該群體有較強的政治吸引力。台灣青年政治參與的“能量”日益為藍綠兩大陣營重視，成為不同政黨爭相拉攏的重要對象，甚至拋出“誰贏得青年，就贏得了台灣未來”的言論。台灣當局防務部門曾傳出在美國壓力下有意把“義務兵役”的役期從4個月延長到1年，直接引發青年群體恐慌，成為2022年“九合一”選舉中原本傾向民進黨的青年選票大量流失的重要原因。有鑒於此，島內各政治黨派和政治人物紛紛面向青年族群制定和實施諸多措施，以吸引和拉攏青年選票。
這其中，國民黨、民進黨均加大了相關政策的吸引力度和宣傳強度，不斷吸引年輕選民為其政黨造勢。國民黨曾在2006年成立直屬其中央的“青年團”，建立嚴謹的組織制度，以“開放包容”吸納更多青年。2018年“九合一”選舉期間，在“韓流”（即“韓國瑜現象”）帶動下，台灣青年群體對於國民黨的支持度有所回升。2024年1月台灣“二合一”選舉則顯示，國民黨對發展年輕黨員和培養年輕菁英的重視程度仍然有待提升，大部分年輕人在藍營、綠營、白營的各類比較中，逐步倒向了民衆黨和民進黨。
曾長期“在野”的民進黨同樣十分注重經營青年。特別是2016年上台以來，民進黨依托和整合掌握的行政資源，通過各種訓練營、培訓班、基金會等方式，不斷強化與島內包括高校在內的青年群體的接觸與互動。其中，民進黨“新潮流系”更是積纍了培養“綠色青年政治力量”的“方案”及其“經驗”，對青年骨幹人員的選拔、培養、使用乃至海外留學等事宜，都有較詳細的規劃。〔19〕
不過，因其治理無能的“十大弊案”、學術道德淪喪的“抄襲案”等，在2024年1月島內“二合一”選舉中，民進黨及其政治人物的負面形象沉重，多個民調均顯示其青年支持者流失、政黨支持度下滑。與之相對，作為“第三勢力”的民衆黨雖資源不足，但該黨及其領導人柯文哲積極利用YouTube、Instagram等網絡社交媒體，發揮不同於傳統政黨的動員力與影響力，在年輕世代集聚的網絡社交平台，精準“聚焦”、積極宣傳自身政治主張，進而高效轉換成綫下選票，成功提高了柯文哲和民衆黨的聲量。
（三）政治生態的發展演變形成環境制約
鑒於政治參與具有時代性，即不同歷史時期的公民個體與政治權力的力量關係不盡相同，因此政治參與的形式與特徵也隨著時代發展而有所差異。作為政治生態的重要組成，台灣的法律法規制度特別是選舉制度，會深刻影響到台灣青年政治參與的發展變化。
選舉制度是政治制度設計中一個非常特殊的操作性工具，可將其視為管控政治結果的重要變量。對台灣青年而言，島內如果能够具有較為完備的法律法規制度，台灣青年政治參與及其相關的各類政治行為、政治訴求有了法治保障，其表達途徑、實現效果更為規範化、常態化，自身青年群體的各類訴求基本能够較為順暢地得到重視以及最終實現，對台灣各類制度的認同就會進一步加強，反之則會發生不同程度的削弱。
依照目前相關選舉法規，台灣立法機構的代表選舉采取“單一選區兩票制”。在此法規下，島內各級立法機構代表候選人和各級地方選舉一樣，均需經過依托相關政黨的提名程序。為保證“單一選區兩票制”能有較大機率當選，候選人通常需要具備一定社會地位、適量競選經費及專業背景，部分地區還曾出現“輕政見、重候選人形象及政黨屬性”的趨勢，其“立委”席次明顯向國民黨、民進黨兩大黨集中，“西瓜偎大邊”效應明顯，“第三勢力”生存空間受到擠壓。
這種政治生態的制約使台灣青年在各類選票選舉中經常處於“制度劣勢”。很多有志於投身島內政壇的台灣青年往往因自身的財富較少、政治地位較弱、社會影響較小等現實原因，在各級立法機構的“單一選區兩票制”選舉中常處於劣勢，影響到台灣青年政治參與的深度和廣度。作為對這種政治生態的回應，台灣青年更容易在島內某些政治勢力對立的政治氛圍中迅速“站隊”，其政治參與甚至更為激進，時常會有“眼球效應”，其所關注的議題也更容易被對立雙方關注，不同程度地引發台灣政治生態的民粹化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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