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國推動台灣問題“國際化”的實踐邏輯
美國為保持霸權地位，不斷刻意製造危機，營造地緣政治的緊張氛圍，台灣問題的“國際化”是其關鍵抓手。具體來說，美國主要從塑造競爭格局、渲染產業安全、強化認知偏見等方面著手，鼓噪各國介入，其實踐邏輯日漸清晰。
（一）塑造競爭格局
美國的世界霸權建立在各條與盟友或夥伴的關係綫上，呈現出“點—綫—面”交互共生的網狀格局。近年來，拜登政府將台灣問題視為抓手編織對華關係網，組建針對中國“小院高墻”式的小多邊聯盟機制，以“關係/事件”框架製造了敵對意識，將兩岸關係暗度為“國際關係”。美國有關“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的表態和在經貿領域與中國的主動溝通等行為，目的在於構建美國試圖休戰的刻板印象。唯有如此，美國的所有行動，都不可以被指責為是干涉中國內政或霸權主義，而是與中國進行競爭的必要舉措。這是美國以“退”為進，在涉台等問題上形成可以影響國際社會前見的“事前解釋”。這實際是逼迫各國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在印太乃至全球範圍內塑造全面競爭格局，為台灣問題“國際化”的加速演進營造外部環境。
具體來說，美國一方面運用整體化、網絡化的競爭策略，通過安全圍堵、經貿脫鈎、科技斷鏈、文教隔離等方式，將台灣問題與其和中國大陸之間存在的安全、經貿、科技和文教等問題混淆一起，并同東北亞問題、南海問題相連結，試圖發揮美日、美韓、美菲和美台軍事“同盟”的集成效應，塑造以所謂規則為基礎的區域秩序。如2024年9月21日美日印澳第四屆四方夥伴關係領導人峰會所發布的《威爾明頓宣言聯合聲明》宣布新的印太地區海事培訓計劃（MAITRI）并啓動首次“四方海上船舶觀察員任務”⑦。另一方面，美國極力渲染“大國競爭”和“中國威脅論”，以形塑中國作為“假想敵”甚至“敵對國家”的形象，將台灣地區置於美國對華競爭格局的前沿，人為製造更多的壓力和衝突來鞏固盟友關係。如拉攏印太盟友夥伴參與“五眼聯盟”“美日印澳四邊機制”“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等形形色色“小圈子”或“小多邊”。
（二）渲染產業安全
在西方輿論炒作台海必有一戰和中國威脅的背景下，美國在終端製造、芯片產能和生產設備等供應鏈方面極力推進“去中國化”的正當性便顯得難以辯駁。美國以捍衛“國家安全”“產業安全”為由，試圖與台灣地區聯手構建“去中國化”的半導體產業鏈、供應鏈，并使其同美西方國家甚至國際社會產生新的連結。
一方面，在涉台供應鏈領域渲染產業安全風險。半導體產業生態圈是台灣地區的獨特優勢，台積電具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重要地位。拜登政府對台灣地區在開展對華技術封鎖等方面的作用給予高度重視，多次宣稱台灣是美國的“印太政策重要關切”及“可依賴的重要供應鏈夥伴”。吳釗燮強調台灣對半導體行業和全球航道的戰略重要性，全球90%以上高階晶片在台生產，且過半貨運經過台灣海峽，如果台海發生衝突，勢必重創全球海運及高科技產業鏈，造成全球經濟災難。他還妄稱航行自由是“國際安全與繁榮的關鍵要素”之一，台海若發生戰爭將給世界其他地區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因此，2022年3月，美國夥同韓國和日本，提議直接與中國台灣地區策劃建立“芯片四方聯盟”，試圖將該聯盟嵌入美國“印太戰略”部署，配合“四方安全對話”已啓動的半導體供應鏈計劃，⑧以此強化介入維持台海和平現狀的必要性和正當性。
另一方面，在涉台貿易領域渲染產業安全風險。美台經貿合作是美國渲染經貿安全的重要場域，其中的一個典型是拜登於2023年8月7日簽署生效的《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首批協議實施法案》。該法案屢次提及“安全議題”，如在加強美台數字貿易合作板塊，即宣稱要“建立具韌性且安全的數字基礎建設”等。⑨美國企圖藉助該倡議與台灣地區開展官方往來，包括商簽任何具有主權意涵和官方性質的經貿協定，以“應對中國經濟脅迫”為由拉攏台灣地區建構“去中排華”的產業鏈，將其進一步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產業分工體系。⑩就動機而言，台灣方面試圖通過啓動該倡議對日本、澳大利亞等美國的傳統盟友形成示範效應，拓展“國際空間”，以增強應對“（大陸）經濟脅迫”的能力。對此，賴清德在其“就職演講”時便宣稱，“要建構經濟安全”，試圖配合美國“產業安全”叙事以擺脫對大陸的經濟依賴，進一步接軌國際經濟。
（三）強化認知偏見
多年來，美國十分重視構建全球範圍的宣傳體系，以“製造共識”占領輿論市場，長期進行文化形象輸出。在此背景下，美國設定“自由/強權”或“民主/專制”的二分框架，藉台海議題強化意識形態對抗，推動國際社會分群，讓西方民衆的思考自我窄化，在無意識中將中國大陸作為敵對的“他者”，發動涉台認知戰和法律戰。
就價值對立而言，美國以所謂“民主/專制”、“文明/野蠻”的對立，不斷強化著西方政治制度的正當性及文明價值的高度。⑪美國利用了民衆對國內政治的焦慮、恐懼和不滿，藉助涉台問題，虛構“中國威脅”，製造中國“沉迷過去、過於情緒化以及非理性化”等虛假叙事，將所謂的“應對中國的挑戰”正當化。一直以來，台灣當局善於藉助所謂的價值對立來謀求美國的支持，凸顯自身所謂的優越性。如早年李登輝就稱，“美國國會傳統上對於台灣抱持著同情與支持的立場。一般的美國民衆也普遍認同台灣是一個高度自由民主，且具有人權意識的‘國家’”。⑫
就記憶塑造來說，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建構工作密切相關。一件事在集體記憶中的印象，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民衆對類似事情的看法，但“曼德拉效應”說明大衆對歷史的集體記憶與事實可能不符。在涉台問題上，美國通過突出兩岸政治分歧、蓄意割裂兩岸歷史聯結，造成國際社會對台灣問題集體記憶的“版本混亂”。賴清德上台後，頻繁扭曲台灣民衆的集體記憶，如其在2024年8月23日赴金門參加所謂“八二三戰役勝利66周年追悼典禮”，將中國大陸為實現國家統一而開展的金門炮戰捏造為“捍衛台灣‘國家主權’，團結一致抵抗中國威脅”的標簽，試圖扭曲台灣民衆的記憶認知，擾亂台灣同胞的國家認同。
就帝國論述來說，美西方國家試圖通過將傳統中國界定為帝國，進而妄圖獲得分裂中國的“歷史正當性”。“清朝的擴張主義既是帝國的，亦為殖民的現象。”⑬他們將所謂的“中國本部”（China Proper）與“中華帝國”（Chinese Empire）二元化，形成“本部—帝國”的對立框架。其雖將包括台灣、西藏在內的邊疆地區列為“中華帝國”的重要組成，但認為在中國邁向現代國家的過程中台灣等地區應該與“中國本部”分裂，中國采取的一系列維護國家統一的措施，是一種“強行吞并”的行為。賴清德當局多次強調台灣所謂“海洋國家”的性質，炒作“‘台南400’歷史時刻”等，意圖藉此臆造兩岸是“陸權國家”和“海權國家”的對立關係。這實際上就是以帝國論述為前提的又一認知操弄，試圖實現“倚美”“去中”“謀獨”的一體化。
三、美國推動台灣問題“國際化”的比較分析
多年來，美國始終在尋找擾亂中國邊疆穩定的機會，妄圖實施各類滲透、破壞、顛覆、分裂等活動。除台灣問題外，美國還推動香港問題、涉藏問題、南海問題“國際化”。由於美國操弄四者的側重點既有相似亦存不同，通過比較分析，可進一步勾勒出美國操弄台灣問題“國際化”的主要方式。
（一）同香港問題“國際化”的對比
20世紀80、90年代，英國為阻撓香港順利回歸祖國，聲稱“香港問題‘國際化’不論經濟或政治上均是大勢所趨”“為香港尋求國際間的最大支持”和“為香港問題尋求國際保證”等。近年來，美國妄圖推動香港問題“國際化”，對香港濫施制裁的頻率和強度皆有所增加。
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期間，美國以之為藉口，出台《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拓展其涉港對外制裁法律依據。2020年，美國取消香港特殊貿易待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威脅香港自治地位為由頒布《香港自治法》，以制裁相關中國官員和其他個人及金融機構。拜登政府更是變本加厲采用人權、法治、自由等口號，通過發布“香港政策法報告”以及出台涉港議案等方式，使得本屬中國內政的香港事務亦呈現出一定程度的“國際化”趨向。
客觀而言，美國推台灣問題與香港問題“國際化”的實踐邏輯有相似之處，如美國以“民主牌”作為介入台灣問題、香港問題的藉口。針對前者，美國妄圖藉助“民主對抗威權”叙事贏得對中國的戰略競爭，通過邀請台灣參加所謂“全球民主峰會”、在涉台議案中引入“民主”叙事等方式為其介入台灣問題提供藉口。對於後者，美國在《2024香港政策法案報告》誣陷中國“蓄意限制香港選民選出其屬意代表的權利，史無前例地塑造2023年12月10日舉行的區議會選舉結果”“衝擊民主機關及普選制度”。⑭2023年3月，美國參議院亦通過一項“譴責北京破壞香港民主和法治的決議”。⑮此外，美國在台灣問題、香港問題中拉攏盟友共同介入、策略意圖等方面也具有共性。
然而，由於台灣與香港問題客觀上存有較大差異，美國推動二者“國際化”的實踐邏輯仍有不同。長期以來，實施金融制裁一直是美國干預香港事務、推動其“國際化”的主要途徑。早在1992年美國便通過《美國—香港政策法》，隨後又以多篇“香港政策報告”的形式宣稱“若中國香港無法達到美國所期待的自治程度，美國將有權進行相應的經濟制裁”等。近年來，美國陸續通過《香港自治法》等，對中國和香港地區的特定人員、金融機構規定了一系列具有破壞性影響的經濟制裁措施和體系。如美國衆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於2023年11月29日通過了《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HKETO經貿辦）認證法案》，要求美國總統在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的情況下，取消對香港經貿辦的特權和豁免，從而逐步取消香港特殊貿易待遇，妄圖藉金融制裁實現香港問題的“國際化”。在台灣問題上，科技、軍事等領域則成為美國推動其“國際化”加速演進的重要方向。近年來，美國一方面利用台灣半導體優勢不斷試圖將其納入所謂“民主科技聯盟”。如2022年3月美國便夥同韓國和日本，擬直接與台灣地區策劃組建旨在將中國大陸排除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之外的“芯片四方聯盟”。另一方面，美國不斷違背中美《八一七公報》的規定，以“維護台海安全”“推動兩岸軍力對稱”為藉口屢次向台灣地區售武，甚至直接“邀請”台灣參加各類聯盟軍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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