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近代史與中國現代史的分期，是確定中國近代史學科對象的重要問題。換句話說，究竟是以1919年作為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的分界線，還是以1949年作為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的分界線，數十年來，一直是爭論不休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作為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定義不能說是完整的、準確的。
胡繩以1919年作為中國近代史與中國現代史的分界
1949年以前的學者，對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是否區分、如何區分，並不十分在意。這也許跟那個年代裡，近代中國的歷史還在進行中，不無關係。換句話說，1949年前，中國近代史作為一個有獨立研究對象的完整學科，還在形成過程中。
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的明確分界，源於胡繩1954年在《歷史研究》創刊號上發表《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一文。此文的發表，引起了近代史學者的強烈關注和熱烈討論。胡繩非常明確地把中國近代歷史本身的時限範圍，限制在1840年至1919年之間，這次討論也基本遵循了這一分期。於是，中國歷史學界出現了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的明確分界，分界線就是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此後，學術界往往把1840年鴉片戰爭至1919年五四運動的歷史稱作中國近代史，1919年以後的歷史稱作中國現代史。換一句話說，把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稱作中國近代史，而把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稱作中國現代史。範文瀾在1955年出版的《中國近代史》上册“九版說明”中特別指出：“《中國近代史》上册，是1945年我在延安時寫的，當時原想把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的歷史一氣寫下來，將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劃歸上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劃歸下編，本書則是上編的第一分册。現在因為近代史與現代史已有明確的分期，故將此書改稱為《中國近代史》上册。”這個說明明確指出了“現在因為近代史與現代史已有明確的分期”這個事實。範著這一次改動，對以後中國近代史書的編纂影響甚大，中國近代史的時限幾乎就定在1840年至1919年。可以這樣說，1999年前出版的中國近代史書，其時限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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