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信奉軍國主義的右翼保守勢力從政治邊緣狀態走到了政壇的中央。他們的代表人物、新軍國主義分子安倍等人把持了政府高層及參衆兩院，已經可以決定日本的現狀和未來。絕不是三人觀點所說的“極個別的極端右翼行動派”。“日本極端右翼早已經在日本政治中被邊緣化”的判斷，是不符合日本政治現狀的。也不是“有學者提出日本軍國主義正在走向複活會引起日本國民逆反心理”。90%日本人對中國的反感度與30%中國人對日本的反感度，是一個“逆反心理”能够解釋的嗎？日本在按照自己的軌跡在發展，我們提不提軍國主義，對日本人來說，都沒有用。我們之所以提，一是事實確實如此，二是警醒國人，不要被“不必草木皆兵”所麻痹。日本現在的政體是“國會內閣制”，首相可以根據需要解散不與自己配合的國會，重新選舉以實現自己的主張。安倍就是通過解散國會并提前選舉，穩定了自己長期執政的基礎。老軍國主義分子、安倍晉三的外祖父、戰犯岸信介1955年參與組建了自民黨，1957年任日本首相，他任用的內閣成員，有一半都是軍國主義骨幹分子。他在回憶錄中說：“自民黨是我搞起來的，日本的命運只能由自民黨來掌握。”現在的安倍政府實現了岸信介的期望，它的閣員集體參拜靖國神社，這樣一個右翼極端政權已經身兼“二戰”時天皇、軍部，以及議會和政府的權力，完全掌握了日本的國家命運，可以為所欲為。
二是軍國主義的社會基礎并未瓦解。日本的民族性格是堅忍、服從、守紀、狹隘、集體主義、民族獨尊、恥辱文化和複仇主義，把東方儒家文化偏面化、極端化和絕對化。其與中國儒家文化最大的區別是不講“仁”，沒有仁義、仁慈、仁愛，崇尚強者，鄙視弱者。日本歷史上的神道教和武士道精神滲入現代人心，包括參拜靖國神社，暗藏了軍國主義基因。這就決定了日本人很容易被動員起來，甚至進入瘋狂迷亂的情狀，這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之前，舉國動員進入戰爭狀態的迅速徹底，以及“二戰”後從破敗凋敝到經濟騰飛的迅猛發展，都可以充分證明。尤其是近幾年日本經濟的停滯和中國經濟對日本的趕超，使日本上下很不適應，為滋生新軍國主義提供了社會條件。三人觀點認為“日本戰後的土地改革解決了城市與農村貧富不均的問題，溫和理性的中產階級已經成為橄欖型社會中的主體，軍國主義的社會基礎已經瓦解”。筆者認為，城市與農村貧富不均的問題不是孕育軍國主義的必要條件。德國在“二戰”前城市化程度遠遠高於日本，城鄉差距不大，德軍官兵文化和教養程度很高，相當一部分人來自“溫和理性的中產階級”，一樣不影響德國在法西斯希特勒的引領下走上軍國主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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