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的來說，軍方接受西方援助，自身也占有眾多的工商業企業，和西部工商業地區和中產市民的利益比較相近，贊同凱末爾推進的現代化和世俗化進程。但另一方面，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導致貧富差距迅速拉大，地域差異不斷加深，經濟波動越來越大。據統計，占總人口20%的富裕階層在國民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87年為49.9%，1994年上升為54.9%。相比之下，占總人口20%的貧困階層在國民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87年為5.2%，1994年下降為4.9%。
在經濟下行周期中，窮人不僅僅發現自己（相對）越來越窮，非常容易破產，還在現代化過程中失去了自身的定位——資本主義以消費文化來定義人的價值，窮人當然就沒價值。
經濟上的貧窮和精神上的淪喪結合，中東部地區的窮人和西部的城市貧民都迫切需要尋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處，自凱末爾獨裁以來被打壓的伊斯蘭教乘勢而起，而且通過一定程度的自我改造擴大了影響力。清真寺不再僅僅是一個聚斂錢財，操縱司法的地方，反而開始為基層群眾提供一定的福利、娛樂，當然也趁機控制這些被現代化拋棄的民眾，擴大宗教影響力。1983年成立的伊斯蘭黨派繁榮黨，另一個名字就是“福利黨”。
繁榮黨領導人曾經表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皆存在諸多嚴重弊端，是代表著剝削和壓迫的制度和秩序，繁榮黨的目標是建立既非資本主義也非社會主義的第三者秩序即“公正的秩序”，而先知穆罕默德時代的伊斯蘭社會則是“公正的秩序”的典範。此外，繁榮黨反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給土耳其政府的新經濟政策，抨擊西方模式的民主是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特洛伊木馬，落後於先知時代的伊斯蘭民主，在外交方面持反對以色列的立場，反對加入歐盟。
由於土耳其軍政府顯而易見的腐敗，繁榮（福利）黨對世俗政權的抨擊頗為有力，在軍政府的暴力優勢前也始終站得住腳。土耳其社會就像19世紀《紅與黑》時代的法國那樣，由軍隊和教會構成社會的兩大支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