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方和傳統執政集團雖然無恥，但擁有現代化力量；保守化運動雖然主動反智反生產力，客觀上卻能安撫資本主義的“棄民”，掌握底層，兩者的對抗很難迅速分出勝負。在民主政治下，後者往往會取得更高的支持率，入主政府。但前者更能創造經濟增長的條件（如建設核電站，為商業項目徵地），同時也為利益集團提供更多分肥機會。所以，要麼是每到經濟下行期就出現政權交替，要麼是軍方頻繁發動政變。無論哪一種結果都意味著社會動蕩和經濟減速，製造更深的政治矛盾。
21世紀前期的埃爾多安暫時帶領土耳其跳出了這個死循環，但正所謂“時來天地皆同力”，埃爾多安中間偏保守的“修正主義”之所以能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世界經濟繁榮周期的結果。一旦經濟開始減速，全部有利條件都可能轉化為他腳下的地雷。眼下埃爾多安憑借執政15年的慣性勉強控制了局勢。但如果世界經濟減速的大勢不變，各路反對派肯定還會發起新的一輪輪挑戰。到那時候，埃爾多安政權要麼崩盤，要麼就得放棄眼下的騎墻政策，回歸傳統的極端伊斯蘭運動，用社會發展停滯的代價來維穩——畢竟今天攔住叛軍的主力是宗教力量動員起來的民眾。這土耳其很可能會像泰國、埃及那樣，回到兩派輪流奪權的死循環。
一堂公開課
寫到最後，忽然想起毛主席在七十六年前評點過土耳其問題：
如果說，由於特殊條件（資產階級戰勝了希臘的侵略，無產階級的力量太薄弱），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和十月革命之後，還有過一個基馬爾（凱末爾）式的小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土耳其，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蘇聯已經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之後，就決不會再有一個土耳其，尤其決不容許有一個四億五千萬人口的土耳其。
——《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
當年毛主席明確說中國不做“四億五千萬人口的土耳其”，今天的政變直播秀能否給中國一點借鑒呢？仔細想想還真有——90年代新疆工商業就業人口下降，基層黨組織崩盤，此後清真寺成了很多基層社區唯一的娛樂和文化場所，即市場經濟拋出的邊緣人口是極端主義天然的土壤。與之類似，東北大下崗也導致了邪教泛濫和基督教的迅速擴張，在許多老工業社區，市民過年貼春聯的比例在21世紀初急速降低（部分地下教會不許，或要求貼基督教頌詞）。既然土耳其沒有通過騎墻政策解決這個矛盾，未來的中國也必須跳出資本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的固有模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