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2月27日電／日中協會理事長白西紳一郎先生今年10月辭世，令人扼腕。這些年來，兩國關係深陷危困，但不論在任何場合，他都是現代中國的堅定理解者。在今天，不論中國或日本，都急需他這樣兩種文化的溝通者。今天以及未來，如何理解、繼承他以及那些“掘井人”，這需要我們用心去做。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友好團體聯結了中日兩國。日中友好運動成為超越黨派、超越意識形態的國民運動。正因如此，這一運動才能持久扎根日本社會。那個時代，日本民眾普遍心存一樸素信念，即“日中不再戰”。這是推動這個運動的最低綱領，對兩國乃至國際社會來說，這也是神聖綱領。
今天，中日均缺乏上世紀50年代卡里斯瑪那樣的民間運動領袖。在那個時代，往返東京北京間，需要幾天。但那些民間領袖，不顧千辛萬苦，為兩國友好搭橋。與那個時代相比，1972年後中日間已簽署了四份文件，但為何這些制度卻無法阻止兩國關係滑坡？古訓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們不能僅靠紙上的東西，而應讓其注入鮮活的內涵。
中日的相互理解，得益於那些熱情洋溢踐行使命的人。上世紀80年代，3000名日本青年訪華，留下的美好感動至今仍在日本社會延續。當年負責接待他們的中方人員，此後在各自領域為中日交流做出貢獻。今天，如何找回30餘年前的感動？中日友好，如何獲得千萬具有熱忱的年輕一代？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日經濟關係高速發展，但那些“掘井人”開始相繼離去，中日互信遭“代際斷崖”。
中日近代國家建設過程中，分別形成一種歷史情結，至今仍在影響各自對外政策。日本對華“日清戰爭（甲午戰爭）”，歷史上首次確立了對華強勢地位及優越感，成為此後日本國家統合的近代化資源。這種資源至今仍或明或暗影響到今日的日本對華政策或社會心理。同樣，中國在抗戰時期實現民族團結一致對外，成功將這種民族成功的體驗融入國家建設過程。
本來這種歷史情結，在上世紀50年代通過強大的國民運動以及擁有遠見的政治家的推動得以調控。但最近數十年間中國恢復歷史大國地位的進程、日本經濟長期停滯以及國際格局變化的背景因素，造成雙方交流、調控斷裂。中日無法徹底消除有關領土、歷史認識導致的對立，卻有可能通過交流，求大同，存大異，管控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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