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種說法稱，隨著一場被歷史學家大衛•弗羅姆金（David Fromkin）稱作是“從許多方面來看都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衝突”的戰爭，19世紀在1914年就已經終結了。據此，也有人可以接著說，連同1989年柏林牆倒下以及蘇聯的解體（蘇聯本身就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產物），20世紀只持續了75年，在老布什的任內終結了。而今年夏天的種種新聞報道提醒我們，我們現在生活的世界很像1914年的世界，沒有一個真正有序的國際秩序。
在冷戰時期，美國逐漸適應了兩強對立的靜態平衡格局，但現在美國必須教會自己用多元化的視角來看待這個世界，而不僅限於二元思維。今天，羅斯福和肯尼迪對於美國國家責任的論述仍然塑造了我們民族想像中的一部份。他們認為，美國可以付出任何代價來讓世界遵從美國的意圖。但我們要實事求是地——不是失敗主義而現實主義——來面對我們的國力。儘管我們永遠不應拋棄美國可以在全世界踐行自己意志的信念，但我們也應該領會到每一項事業都有自己的內在局限，1914－18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就是一個例證——他當時認為一戰會終結所有的戰爭，但不幸的是他的想法並不正確。老布什的論述則比較準確，他常常在私下裡說外交政策就是去“解決問題的”，而不是就本質上十分雜亂的疑問找到宏大而無所不含的解決方法。
在今天，這些問題仍然是緊迫而危險的。弗羅姆金在他見解深刻的《歐洲最後的夏天（Europe’s Last Summer）》一書中寫到“維護和平需要眾志成城，但一個人就能發起戰爭...即便是在今天，即便其它的大國都願意保持和平，但一名侵略者就能夠發動一場大戰了——除非其它國家有足夠的力量來遏制它。”想想，一場規模和一戰一樣龐大的洲際衝突——1600萬人喪生，2000逾萬受傷——簡直不可思議。但即便如此，野心、貪婪和自豪的力量一直存在於人類與國家的生命中，而任何規模的戰爭都會到來龐大而無法預料的後果。
歷史學家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在總結1914年8月時寫到，“如果沒有希望，人類是無法承受如此規模的戰爭與傷痛的——而希望就是，戰爭的暴行會確保戰爭不會再次爆發；希望亦是，戰爭最後在某種程度上能打出一個結果來，為一個更好的國際秩序奠定基礎。”現在，我們都知道這些希望是不切實際的。戰爭是會再度爆發，從1939－1945到今天，將近一個世紀過去，我們生活的世界仍然脆弱，混亂、災難和不幸都會發生。儘管這是現實與歷史的本質，但我們也別無它法只能埋頭應對。最後，無論樹葉是否落下，我們都沒有什麼選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