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15日電／《小時代》是正在上映的由郭敬明導演、編劇的電影。關於這部電影的風評，分歧很大。一花一世界，文學藝術是一定歷史條件下，人類對於客觀世界、心靈世界、理想世界的一種表達維度。十八九歲大學生的生活世界是電影《小時代》的取景場域，“80後”作家郭敬明雖年歲增長，從小說、雜誌到電影，唱的依然是“青春調兒”，並且再一次聰明地抓住了自己的目標受眾——數量龐大的青少年群體。幼稚和單純、熱情和盲目、生動和做作，是青春文藝的雙面膠。同理，非理性、類型化、跟風，是郭敬明作品、瓊瑤小說、汪國真與席慕蓉的詩歌、小虎隊音樂等不同時代青春文藝流傳的本質。青春有自己的屬性，無罪可原。但是《小時代》卻讓很多人看到了青春之外的東西，產生了無法擺脫的不安。
就文藝作品是“對人類精神世界的一種記錄”而言，電影《小時代》以及主創者接受採訪時的胸臆直白，無比真切地表達了思想解放、物質財富迅速積累之後，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的虎視眈眈和一往無前的力量。物質是生命和生存的基點，美和價值也極大地依賴物質甚至存在於物質之中，今天，從理性和哲學的層面，我們都不會也不必諱言物質創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取之有道的財富，幫助我們獲得尊嚴和體面，但是一旦對於財富的炫耀和追求，成為一個社會較大人群尤其是已經擺脫貧困的知識分子的終極目標，一個社會先知先覺階層的知識分子的精神追求向世俗和世故下傾，整個社會的思想面目勢必“喜言通俗，惡稱大雅”。
在中國社會物質文明日益發達的今天，文藝作品對於物質和人的關係的探索是必要的和有價值的，但探索如果僅僅停留在物質創造和物質擁有的層面，把物質本身作為人生追逐的目標，奉消費主義為圭臬，是“小”了時代，窄了格局，矮了思想。史學家錢穆說中國知識分子遠從春秋時起，便以“在世界性社會性歷史性裡，探求一種人文精神，為其向往目標的中心”，知識的功能雖表現在知識分子身上，而知識的對象與其終極目標，則早已大眾化。將理想生活和知識對象致力於人文之共同目標，一切的追求和發展，都是工具和階梯。今天，中國許多知識分子“言必稱西”，認為中國文化傳統以大化小，是對個性和個體人發展的剝奪和壓迫。但他們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常識：強調發展個性、發揮個體人的天賦特長的西方社會，對於個體的尊重和對於他者即社會大群體的尊重和奉獻，通過宗教的層面上升到價值領域並獲得共識、付諸實踐。個體的“小”存在於社會歷史的“大”之中，工具性的物質服務於本原性的思想和精神，因此，才有範蠡襄助越王勾踐玉成其事引艶羨，無人屬意陶朱公；才有書生李白“千金散盡還複來”，豪氣幹雲，引無數名士競折腰；才有愷撒“赤條條走進墳墓”，英雄的故事已經雕刻成不朽的史詩。立功，立言，立人，哪一樁是把個體的價值捆綁在物質的戰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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