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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1月，國民政府宣布移駐重慶，為避戰火而西行的沿海廠商，也紛紛隨之來渝。圖為重慶國民政府辦公大樓。 |
1938年1月25日，重慶城下半城望龍門附近的沙利文飯店，忽然來了十餘位大多說著“吳儂軟語”，神色卻格外凝重的客人。
這些稀客並非為品嘗那兒有名的英式西餐而來，也無意與近在咫尺的聚興誠銀行（川省首屈一指的民營銀行）總部的金融界老友相聚。他們是抗戰全面爆發後，上海等地大批遷川工礦企業中，第一撥共14家已抵達重慶的廠商的負責人，正趕來參加一次關乎各自命運的緊急會議。
西行客 群英會
1937年11月，國民政府宣布移駐重慶，為避戰火而西行的沿海廠商，也紛紛隨之來渝。圖為重慶國民政府辦公大樓。
此次會議的召集人，是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專員林繼庸。不到半年前，即1937年8月11日，他出任了在滬成立的“上海工廠遷移監督委員會”主任委員。
四十出頭的林繼庸是廣東香山人，早年赴美國紐約攻讀化學，歸國後受聘為復旦大學理學院院長兼化學系主任。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時，他曾給奮起抵禦日寇的十九路軍當技術顧問，與上海工業界尤其是機器業關係較深。
當日齊聚重慶沙利文飯店的企業家中，不乏業界一時翹楚。如我國氯碱工業創始者、江蘇嘉定（今屬上海）人吳蘊初，在抗戰前的國內化工界，他與立足天津的“永久黃”系掌門人範旭東，並稱“南吳北範”。又如畢業於同濟大學機械專業的浙江桐鄉人顔耀秋，他經營的上海機器廠，為滬上華資機器業之佼佼者。還有同樣是美國海歸的龍章造紙廠經理龐贊臣，他是清末浙江湖（州）商巨富南潯“四象”之一龐家的後人。
報社編輯出身的蘇汰餘，是這群企業精英中唯一的重慶本地人。他下海後赴武昌投資創業，打造“裕大華”紡織系，此次隨沿海遷川企業一道回渝。來自武漢的另外兩人是瞿冠英和厲無咎，他們老家都在江蘇，且均為漢口申新第四紡織廠業務主管，代表赫赫有名的無錫榮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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