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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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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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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題:新時代新環境下的兩岸經濟合作 作者:朱磊(天津),南開大學教授、博導
“惠台31條”的出台,是大陸在沒有台灣當局配合的情況下單方面擴大開放,為台商參與大陸的戰略規劃鋪平了道路。該政策對兩岸經濟關係產生重要積極影響。本文判斷未來一段時間兩岸經濟關係將繼續增強和提升。在落實和運用相關政策加強兩岸產業合作的過程中,本文提出台灣的資通訊、半導體、消費電子、精密機械與自動化等5大產業是兩岸新興產業對接與匹配的最佳結合點。
在當前多種矛盾交織的新形勢下,兩岸產業合作需要緊密結合政策,把握歷史機遇,發揮各自優勢,加強產業合作。本文著重探討大陸出台一系列重要政策的內在邏輯關係及其對兩岸經濟關係的影響,以及下一步兩岸產業合作的對接點與匹配領域。
一、新時代新環境
(一)國際國內經濟新環境
近10年來,中國的國際國內經濟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席捲全球,此後中國日益明顯地成為拉動世界經濟的關鍵力量,中國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正在極大地改變國際經濟格局。中國與美國的經濟規模差距在日益縮小,中美與世界其它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差距在拉大。國際經濟格局中,“東升西降”、“南升北降”的相對發展態勢深入發展,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總量上首次實現了對發達經濟體的超越。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整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度超過80%,占全球經濟的比重約為40%,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穩定與發展的中流砥柱。國際金融危機後的10年間,發達國家普遍在經歷經濟衰退後復蘇乏力,美歐等主要發達國家對推進經濟全球化意願減退,“逆一體化”思潮盛行,美國日益成為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重要推手。據統計,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出台貿易和投資限制政策措施纍計1191項,比排名第二的印度多462項。①世界主要經濟體推出的保護主義措施不斷增加,嚴重威脅國際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以及經濟全球化。同時,發達國家將“再工業化”作為重塑競爭優勢的重要戰略,紛紛採取向實體經濟回歸的措施,圍繞資訊、智慧、生物、環保等領域的新一輪科技和產業競爭愈演愈烈,進一步衝擊中國的外需市場。
(圖1)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使世界各主要經濟體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中國經濟增長率也開始掉頭向下,2015年中國經濟增速甚至罕見地開始掉到7%以下,創了中國自1991年以來20多年的新低。中國經濟增速自2008年開始明顯放緩,不僅僅是外部受到國際金融危機衝擊,更重要的是內部經濟發展開始進入新階段。中國經濟經過改革開放以來30年的高速增長,已經成功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在工業化過程中,當一個經濟體達到中等收入水準之後經濟增速都有一個回落階段,這是一個普遍規律。隨著人口紅利衰減和消失、“中等收入陷阱”風險纍積等一系列內在消極因素的增長,中國也開始進入經濟起飛階段後的減速階段。這種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性因素與國際金融危機時代背景的疊加促使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新常態”有4大特點:1.增長速度從高速轉向中高速,2.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轉向品質效益型,3.經濟結構調整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舉,4.發展動力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②在“新常態”階段,中國的內需如何進一步釋放成為新的問題。
(圖2)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二)中國應對變化新政策
面對國際國內經濟環境的新變化,中國政府於2015年推出三大歷史性戰略舉措,成為中國經濟應對新時代新環境的行動指南。其中,“一帶一路倡議”是針對中國外部的市場環境變化採取的開拓舉措,“中國製造2025”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針對中國內部的需求與供給採取的升級政策。
2017年3月17日,聯合國安理會一致通過第2344號決議,呼籲國際社會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加強區域經濟合作。根據新形勢下推進國際合作的需要,結合古代陸海絲綢之路的走向,共建“一帶一路”確定了五大方向,③並根據這五大方向,按照共建“一帶一路”的合作重點和空間佈局,中國提出了“六廊六路多國多港”的合作框架。④“一帶一路”包含60多個沿線國家,覆蓋44億人口,占全球的63%;經濟規模達21萬億美元,占全球GDP的1/3,對中國的外需而言是很重要的部分。“六廊六路多國多港”是共建“一帶一路”的主體框架,為各國參與“一帶一路”合作提供了清晰的導向。⑤
世界各主要國家和地區在面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反思經濟發展模式時紛紛提出振興實體經濟的戰略規劃,德國提出“工業4.0”、美國提出“先進製造業國家戰略計畫”、英國提出“高價值製造業戰略”、日本提出“產業復興計畫”、法國提出“新工業法國”,中國則提出“中國製造2025”。2011年德國率先提出“工業4.0”時,旨在推動數位化、智慧化製造,引領新一輪產業革命浪潮。在其帶動下,《中國製造2025》行動綱領的目標是:第一個十年,要進入世界製造強國之列;第二個十年,要進入世界強國的中等水準;第三個十年,要進入世界強國的領先地位,成為具有全球引領和影響力的製造強國。2015年10月,中德兩國宣佈,將推進“中國製造2025”和德國“工業4.0”戰略對接,共同推動新工業革命和業態。2018年1月30日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表示,“中國製造2025”的頂層設計已經完成,工信部通過這兩年多也形成了縱向聯動、橫向協同的工作機制,五大工程在穩步地推進,國家級示範區將在近期啟動創建,一批重大標誌性的專案和工程陸續落地,製造強國建設邁上了一個新台階。⑥
2015年11月10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第一次正式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習近平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品質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準實現整體躍升。”⑦習近平在2016年1月26日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上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準,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供給側和需求側是管理和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個基本手段。需求側管理,重在解決總量性問題,注重短期調控,主要是通過調節稅收、財政支出、貨幣信貸等來刺激或抑制需求,進而推動經濟增長。供給側管理,重在解決結構性問題,注重激發經濟增長動力,主要通過優化要素配置和調整生產結構來提高供給體系品質和效率,進而推動經濟增長。”⑧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再次明確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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