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轉折
蔣介石退守台灣後，整個台灣社會政治格局一元化，黨政軍一統，開始對他進行造神運動。在那個白色恐怖的時代，如果老百姓被認為思想有問題，都由軍方審判。戒嚴時期，台灣出台了《懲治叛亂條例》等特別法。
蔣介石還成立了孔孟學會，獨尊儒術。儒家學說原本倡導“孝悌”，這本來指的是一種家庭倫理，卻在這個時期通過政治手段，被轉化為“移孝作忠，忠於領袖”。於是儒家的忠孝之說被過度工具化和政治化，變成了極權統治、專制政體的護符。
我的老師殷海光先生曾寫文章說，“反共不是黑暗統治的護符”，“政治神經衰弱症”等文章。殷先生是五四後期人物，50年代和雷震一起辦《自由中國》，發表意見。
殷先生對我影響很大，後來的保釣運動也激發了我的思考。台大大學論壇社舉辦兩次“民族主義座談會”，引起了台大校園內關於統“獨”之爭的議題，我的言論引起台當局的警惕，於是就發生了“台大哲學系事件”。
由於這一事件，我的學術生涯被中斷了十年之久，這段時間恰好促使我完成對老莊的注釋，後來到北大才重新開啟學術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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