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20日電／當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迎來了最好的時代。中國“智庫熱”是中國政治民主化、決策透明化的產物，也是國家實力需要更多智力支持的必然結果。中國古代沒有“智庫”或“思想庫”
(ThinkTank)的說法，但作為一個擁有數千年文明的大國，中國決策者有重視智者和謀士的政治文化傳統，具有“智庫”或者“思想庫”特點的組織團體、制度安排也不斷湧現。此前，有學者對中國智庫的歷史淵源進行了初步闡述，本文更為系統地對中國歷史上傳統智囊進行考察，剖析傳統智庫制度演變，最後得出了對當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幾點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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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傳統智囊的歷史考察
智囊，亦稱為“謀士”“智士”“策士”“計臣”“門客”“幕僚”“幕友”“師爺”“權變之士”等，特指富有謀略、專門出謀劃策的人。智囊一詞在古籍中早有記載，例如，戰國時秦國的樗裡子、西漢時的晁錯、三國時期曹魏的桓範均被當世或後人稱為“智囊”。《史記·樗裡子甘茂列傳》記載：“樗裡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史記·袁盎晁錯列傳》有言：“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南朝裴鬆之在注《三國志》時引用的幹寶《晉書》也有“桓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的記載。唐朝的顔師古注釋道：“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囊之盛物也。”這些著述都說明了智囊的內在含義和特點，即“以智輔政、以智啟民”。
在中國歷朝歷代，賢明的帝王身邊總是站著名揚後世的智囊謀士，尤其是在社會發生劇烈動蕩和變革之時，統治者們更加重視發揮智囊的作用。這些輔佐君王、匡時濟世之賢才，活躍在社會變革、軍事鬥爭乃至政權更迭之中，為維護帝國統治、推動社會發展，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孔子的八世孫孔鮒曾如此評價：“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得士則昌，失士則亡”(《孔叢子·居衛》）。從某種程度上看，中國優秀智囊的此起彼伏、代際相傳，是中華民族能夠長期抵禦外敵人侵，並使文化在本土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司馬遷曾在《史記》中數次高度評價智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史記·管晏列傳》）；“秦用由餘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記·秦本紀》）；“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史記·伍子胥列傳》）。隨著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和中央集權制度的不斷加強，“作為決策者‘外腦’的智囊集團以不可阻遏的勢頭，日益發展和興盛起來”，而且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當然，君主選擇輔助自己治理國家的智囊也是有標準的。《曾子》有雲：“用師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師者，“學無前後，達者為師”，意指比自己能力強的人；友者，物以類聚，能力相當；徒者，從師學藝，能力弱於師。統治者們往往選用在某些方面比自己能力強的智囊。例如，漢高祖劉邦曾問群臣：“吾何以得天下？”群臣回答皆不得要領。劉邦遂說：“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史記·高祖本紀》）。
另外，在中國歷史上還有一類特殊的“智囊”，他們幾乎很少依附於或從屬於任何組織機構，而是以個人形式，或堅持“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醜下》）的宗旨，最具代表性的是孟子、墨子等人，他們以宣傳自身的政治社會理想或主張為目的，想讓決策者依據自己的理念進行決策；或秉承“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綉、取卿相之尊者乎”（劉向《戰國策·秦策一》）的信念，“一言之辯，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劉勰《文心雕龍》），參與或者影響決策者的重大決策。最知名的莫過於各個時代的縱橫家，比如，戰國的蘇秦、張儀、公孫衍、魯仲連，秦漢之交的蒯通，清末民初的王閶運、楊度。據《孟子·滕文公》的記載，孟子的弟子景春就曾感嘆：“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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