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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鄭月娥的管治團隊中，有不少面孔來自公務員體系。（中評社資料圖） |
中評社香港8月14日電（記者 莊恭誠）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率領的特區政府問責團隊上任逾一個月，首批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在8月初獲委任，令這一班子更趨齊整。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以開局順利、未來施政令人期待，形容林鄭月娥的問責團隊。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許楨接受中評社專訪時指出，今屆特區政府問責官員大多屬公務員出身，不過公務員傳統上長期在香港的行政機關中擔任執行角色，未必適合擔當作為問責官員的決策角色和管治責任。他認為，香港並不缺乏優秀的管治人才，但是在政黨政治和民主普選發展受阻的情況下，管治人才難以流向管治體制。他還同時強調，香港發展民主必須建立在與中央建立互信的基礎上，而在實現這一目標之前，包括問責官員在內的香港朝野之間都有必要認識主權、政權和治權的概念與關係（另見稿）。
香港公務員優秀在執行不在決策
林鄭月娥的問責團隊中，撇除制度上須從公務員體系提拔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傳統上由紀律部隊轉任的保安局局長以及需具法律界專業人士背景的律政司司長不計，二司十一局官員共有多達7人具公務員背景，佔這批問責官員總數約一半；在8月1日首批獲委任的10名副局長和8名政治助理中，撇除保安局副局長不計，亦有3名副局長出身公務員，而政治助理則皆無公務員背景，由此形成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和發展局正副局長均來自公務員體系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該兩局所負責的政治制度發展、內地與香港關係和土地房屋政策等，都屬近年香港社會高度關注甚至備受爭議的焦點議題。
許楨認為，從人員選拔、培訓到任用，無論是殖民時代還是回歸20年後的今天，行政機關當中的高級公務員都並非香港發展或推行社會政策的主要決策者。“通俗來說，英國人不會改錯名的，公務員有一部分叫AO，即Administrative Officer（政務主任），另一部分叫EO，即Executive Officer（行政主任），在英文當中，這兩個詞當中的‘執行’意味非常明顯。”
許楨指，這一說法並不是質疑香港高級公務員的質素好壞、是否屬人才，相反他強調，香港的高級公務員實際上在其傳統職責範圍內一直表現得非常優秀、非常盡忠職守，但是這並不等於高級公務員就能夠成為合適的決策者，這其中存在適才適任的問題。
對於林鄭月娥在6月末介紹自己委任的司局長官員時，多番強調公務員出身的問責團隊熟書、通曉政策，許楨有不同看法：“這樣的表述就好比老師教書，對於教書者而言根本不存在是否熟書的問題，因為教書的內容是老師決定的，同樣的道理，政策本身就是由官員制定的，難道官員連自己制定的政策還不清楚嗎？”
許楨表示，作為特區政府問責官員、一個決策者，最重要的是能否把握社會脈搏、是否具有超越現階段社會發展的思維和視野，令香港與亞太地區乃至更廣闊的國際社會接軌，這需要的是前瞻能力和全面知識結構，而非講求熟書與否，若以是否熟悉政策的心態去面對各種社會問題，其實恰恰反映了公務員作為執行者從政的局限性。他續指，今屆特區政府問責班子的組成太過單一，其中相當一部分官員一生中只具備公務員工作背景，其人生閱歷和職業履歷都難免十分薄弱，政治動員力和社會人脈網絡亦較為有限，因此公務員“比白紙更白，比清者更清”的所謂優點，對於出任問責官員來說，可能反而成為一大缺陷。
許楨指，香港回歸以來歷任特首有一個共同觀念，即當招攬不到管治人才加入問責團隊，便會轉而依賴公務員體系，但這一做法就好比，在醫生不夠的情況下，總不能找鐵匠來治病，只好先找護士頂上。他直言對這一做法並不認同，因為決策和執行的角色雖不應以高低劃分，但始終存在不同之處。“公務員的角色的確類似醫院中的護士、護士長或軍隊中的士官，而醫生和軍官作為決策的角色，並非源於專業職系的不同，而是其思維慣性、知識結構和人生閱歷所決定的。換言之，如果你是一個決策者，無論在什麼機構當中，你都可以擔任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行政首長。從這一角度來看，如果說香港缺乏管治人才，完全是給社會把錯脈。管治所需要的人才，可以來自各行各業，歐美具成熟經驗國家中新一代的政治家，並不一定出身政治世家或必然直接來自大黨派的領袖。”
不過許楨亦提到，五年前梁振英出任特首時，有不少人同樣質疑他的背景，批評他的管治團隊組成換湯不換藥或水準不夠，但是在5年後的今天來看，實際上梁振英和他的團隊除了在教育領域的成績較為維持現狀，其在扶貧、勞工福利、稅務、土地房屋等方面都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果，因此香港社會如今應用一種盡量平靜和期待的心態，去看待和聆聽林鄭月娥團隊在未來1至2年內是否能夠真正掀起新風。他指自己對於公務員能否擔當問責官員的質疑，只屬預測性的分析評論，未來若要給予公平、合理、合乎人性的評價，應在林鄭月娥團隊在新崗位施展一段時間之後作出，現時不應過早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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