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類是偏重內政議題的“修憲”。他指出，在台灣社會，幾乎所有表面上看起來屬於內政議題的“修憲”，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兩岸關係，只是影響大小有所不同而已，故在島內不存在純粹屬於內政議題的“修憲”。所以，這些表面上看起來屬於內政議題的“修憲”，準確地說應該是“偏重內政議題的修憲”。如“政黨票分配3%門檻”、“18歲投票權”、“公民社會權利入憲”等。
第二類是“半內政＋半兩岸”議題的“修憲”。王英津指出，這類議題的“修憲”不僅會對台灣“憲政體制”產生深刻影響，而且會對兩岸關係產生衝擊和挑戰。比如將“五權分立”改為“三權分立”，雖然表面上看起來不直接涉及兩岸關係，但這一改動會進一步切斷台灣與大陸的歷史連結，使台灣當局進一步政權本土化。比如下調“修憲”門檻，若門檻降下來則“法理台獨”大門洞開，屆時一旦啟動“法理台獨”，必會對兩岸關係造成嚴重衝擊。
第三類是隱性“台獨”議題的“修憲”。他表示，鑒於顯性的“法理台獨”必會引發大陸的強烈反彈，民進黨很可能會推動一些屬於隱性“法理台獨”範疇的“修憲”議題。如將“大陸事務委員會”改名，如通過擴大“增修條文”的數量來稀釋和掏空“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如與“修憲”相配套通過或修訂一些不利兩岸關係發展或主權完整的法律法規等。
第四類是顯性“台獨”議題的“修憲”。他認為，有六類議題可界定為顯性“法理台獨”：變更“領土範圍”；變更“國名”、“國號”；變更“國旗”、“國徽”；作出“獨立”或“分離”的決議；將大陸定位為“外國”；通過“修憲”明確界定台灣的領土主權屬於台灣2300萬人民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