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記者：香港自1983年以來實行聯繫匯率制度，過去四十年這一制度為香港經濟提供了穩定的支持，但近年來國際風雲突變，這一制度是否能夠或者應該維持下去？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和貨幣政策獨立性是“不可能三角”的關係，所以一直以來香港沒有獨立的貨幣政策，這幾年香港經濟萎靡不振，尤其是疫情以來，香港各界要求港府作為的呼聲越來越高，您認為香港是否有必要作出某些調整？
王春新：過去幾年香港經濟的萎靡不振，與聯繫匯率的關係不大。聯繫匯率本身雖然處於“不可能三角”之中，但是貨幣政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影響在於創新不到位、經濟轉型轉不夠、居住問題沒有很好解決等。如果把香港經濟發展問題歸結為聯繫匯率，這是不公平的。多年來，聯繫匯率對香港金融中心的發展起了較大積極作用。1973年開始香港放寬管制，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香港初步擁有亞洲金融中心地位；1983年聯繫匯率實施後，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得以進一步強化。在聯繫匯率制下，中國企業不斷赴港上市，香港變成亞洲的主要的資本市場；隨後，人民幣有了“走出去”的需求，又有了一系列的金融安排。這其中最重要的是國家政策，而另一個重要推手是聯繫匯率帶來對貨幣的穩定。
另一方面，聯繫匯率也有其消極作用，就是貨幣政策無法掌握在自己手上，導致我們無法通過貨幣政策調整香港的經濟。但調整香港經濟的方法有很多，而且相比貨幣政策而言都更加重要，因為香港的資金來自全球，不是靠自己製造出來，所以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不算大。
我認為，香港的聯繫匯率依然有存在價值，因為香港是金融資本主義在亞洲的一個重要節點，港幣的聯繫匯率制度還有它的功能和作用，還能為我們提供資金。習近平主席2018年說過：香港的優勢是獨特的，香港的貢獻是重大的，香港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以前講的是“難以替代”，現在講的是“不可替代”，這和香港的金融功能有很大關係。
正因如此，從現在來看，更重要的是發展香港經濟，通過創新把香港經濟發展起來，把香港打造成為國際創新中心、國際金融中心。
談全球通貨膨脹：美國不可能維持長期高通脹
中評社記者：受全球性量化寬鬆措施影響，尤其是去年以來美國美元大放水，全球迎來了大通脹。您認為，此次全球大通脹將對香港將會帶來哪些風險與挑戰？香港應該如何來應對？作為普通市民，應該如何避險？
王春新：關於通脹的問題，現在有不同看法：有人認為現在是大通脹，有人就覺得太過擔憂。其實我的看法比較折中，目前美元的大量發行與2008年不同，2008年真正進入生產和生活領域的資金並不多，所以那個時候的通脹不大。但這次不一樣，除了量化寬鬆進到金融系統以外，更多的是直接對民眾進行補貼，隨之進入消費領域。最近美國的通脹其實蠻高的，四五月份的核心通脹已經到了3.9%，當然這裡面有個因素，就是去年的基數太低，所以平均大約是2.2%。其實這個水平已經超過了美國聯邦儲備局的貨幣目標，以後可能還會更高。
現在有兩點需要再觀察：一是美國聯邦儲備局把通脹的容忍度提高了，通脹到什麼程度，他們才會出手？二是通脹是暫時的還是長期的？我覺得關鍵看美國的經濟表現。前一段時間的大量補貼不能長久，因為它不是生產，而是通過發行貨幣，未來償還的方式可能會通過貨幣貶值、危機調整或是美國高新技術突破。
因此，我估計短期會有通脹，但美國維持長期的高通脹是不可能的。貨幣超額發行，未來對美國、對全球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影響就是美國的債務問題，特別是美國國債。美國國債到今年年底可能會達到30萬億，以後會越來越多，因為美國當前的政治模式很難阻止這個進程。一年多以來，美國整個資本市場膨脹了60%至70%，將來的某個時候肯定會出現更大危機。而更大的危機一旦出現，只有靠貨幣發行來“救火”。美國政府必須去救金融資本和金融資本家，這是無法控制的，2008年已經有先例。另外，美國的民眾已經與生產脫節得很厲害，整個消費水平的提高要靠政府的補助。這樣一來，就是兩邊都擠壓政府。我們都知道，社會、企業和政府在西方國家是“三位一體”的，政府的最大功能是平衡社會和資本，但現在社會和企業都在擠壓美國政府，最後政府可能會破產。正因為這樣，如果美國頂不住，會出現大麻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