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互聯網時代的危機管理防重於控。
對於危機管理而言，預防是第一位的。科學有效識別和預警危機，永遠是危機管理中最有價值、最富挑戰的工作。預防的功夫下的深，事發的概率就低的多，處置的成本就小的多。目前我們對風險治理、危機管理，重點放在應急上，預防是薄弱環節，存在嚴重不足。這次疫情爆發，事前就有許多苗頭：根據中國疾控中心的論文顯示，在2019年12月31日前，武漢市和湖北省出現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就可能達到104人，並在之後的10天裡又增加了653人；根據環球網報道，湖北中西醫結合醫院呼吸與重症醫學科主任張繼先，在收治多個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後，於2019年12月29日通過醫院向省、市衛健委報告；根據武漢市衛健委12月31日的通報，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就有27例，重病有7例。
這麼早的信息，這麼多的病例，未能引起當地政府和疾控部門的高度重視，未能採取斷然措施治早、治小，結果錯失黃金時期，致使疫情失控。我國的應急管理體系、疾病防控體系主要是非典之後建立起來的。建議結合這次疫情防控的教訓，修改2007年出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2003年出台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把預防、預警放在首位，建立常態管理與應急管理相結合的體制機制；加強重大疫情防控藥物、疫苗、生物安全、病毒檢測等技術的科研攻關。同時，參照食品、藥品監管部門，把疾控系統從事業單位納入行政序列，增強自主性和話語權。
第三，互聯網時代的危機管理第一要務是人。
危機管理的核心是以人為本。人是最寶貴的因素、最活躍的因素，也是互聯網輿情的聚焦點。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以人為本是危機管理的第一因素，第一要務。其一，就是最大限度地避免人員傷亡，減少人的利益損失，撫平人的精神創傷，努力做到人心安定、民心順暢，這是首要任務。其二，就是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充分發揮領導者的主導性、權威性，這是核心支撐。處於危急時刻的領導者，他們的意志力、決斷力以及堅定不移的目標，在戰勝危機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其三，就是“上下同欲者勝、風雨同舟者興”，上下一條心，一起抵禦風險，一起經歷磨難，就會渡過難關。這是取勝之道。
這次疫情防控中，為了防止病毒傳人，為了救治病人，採取了武漢封城、患者隔離、全國援助等應急舉措，但也帶來一些問題：比如，春節期間從武漢出去的500多萬人中，不少在外地受到歧視性對待；居家隔離的患者因為病床緊缺，得不到及時救治，病情加重，乃至死亡；全國高峰時8000多人身患重症，現有3000多人死亡；4萬多醫護人員在防疫前線英勇奮戰，冒死拼搏，3000多人感染病毒，20多人以身殉職，等等。建議疫後對這幾部分人及其家屬採取適當方式進行疏導、安撫和哀悼，對英雄的醫護人員和他們的典型事跡進行大張旗鼓的嘉獎和宣傳。
還有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在城鎮工作的農民工。網上流傳浙江海寧市委書記朱建軍一段7分多鐘的語音講話，他急迫地、真誠地呼籲在海寧工作的50萬新海寧人回來復工，呼籲69萬本地的海寧人敞開懷抱歡迎新海寧人回來，讓他們能夠進入社區、村莊，進入他們在海寧的家。他坦誠地告訴市民：沒有他們，將影響海寧的發展，這座城市將失去光彩。此次疫情使約2.9億農民工及用工企業陷入兩難困境。因為隔離，農民工難以返城，企業難以復工複產。目前農民工占我國二、三產業就業人數3.9億的比重已達到70%以上，其中有約2.3億人被統計在城鎮人口中，新生代農民工不會種田、不願種田，打工成為他們對美好生活追求的主要方式，他們的收入是農村居民收入的3倍。現行的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使他們像候鳥一樣來回遷徙。有關研究表明，城市化進程中的外來人口問題，容易引發經濟社會風險，或釀成危機。建議“十四五”期間要在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上取得大的突破，加大農民工落戶的力度，加大農民工同等享受子女教育、廉租房等政策的份量。這樣做，既有利於擴大消費，刺激經濟；又有利於用工企業重視農民工職業技術培訓，提升產業工人素質，增強產業鏈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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