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揚：如果香港的下一個25年與前面的25年截然不同，那“一國兩制”就失敗了，事實上，這25年，香港雖然步履維艱，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發生過嚴重的社會騷亂，但仍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作為一個發達的經濟體，香港經濟增長速度並不慢，人均預期壽命已是世界第一，擁有全球頂尖的高等教育資源，匯聚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政府清廉，營商環境優越。25年對於人的一生並不短，但在歷史長河中只是一瞬而已，“一國兩制”是新生事物，香港既要經歷重新融入祖國母體的制度與心理調適，又要面對“世界怎麼了，我們怎麼辦”的全球性議題。25年的時間能做到今天這樣，實屬不易。
“愛國者治港”原則的逐步落實，其最大的意義之一在於重新建立了中央和作為政治邊陲的香港之間的政治互信，自古以來，中央對政治邊陲的重要衡量尺度即是其政治忠誠度，信任是建立在忠誠的基礎上，有了信任，政治邊陲可以發揮更多的優勢、取得更多的資源，從而實現本地與國家的雙贏。
對於下一個25年來說，香港最大的優勢仍然是高度的國際化，香港之所以成為香港，就在於這座城市是國家與世界之間的“超級聯繫人”。19世紀中後期，富有進取心的香港華商就穿梭於太平洋兩岸，將華南與美西聯結起來。在此後一個半世紀，即使國家對外開放的大門一度關閉，香港仍然保持與國際社會的緊密聯繫。改革開放以來，香港是國家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最重要的平台。可以說，正是香港國際化的優勢，使香港在改革開放中發展了自己、建設了國家、貢獻了世界。當然，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香港最難保持的優勢也是國際化，即使艱難，也要保持。面對“新冷戰”的可能性和復雜難料的地緣政治變化，香港應當考慮維持高度國際化的應變措施，只要國際化不變，香港其他的特色和活力就不會變。對於國家而言，改革祗有與開放聯繫在一起，改革才有價值。因此，下一個25年，如何面對香港，其實取決於我們如何面對自身，捍衛香港的高度國際化是捍衛改革開放政策的應有之義。
在香港講好“新中國故事”最重要的就是實事求是
中評社：您曾表示，要講好“香港故事”，根本是在香港講好“中國故事”，尤其是“新中國故事”。原因何在？在您看來，在香港講好“新中國故事”應從哪些方面著力？
孫揚：香港同胞其實並不缺乏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瞭解與認同，他們所陌生的而又時常在香港社會被妖魔化的，是1949年以後的中國歷史。疫情之前，我每年會承擔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員、中資企業員工國情研習班授課任務，他們不約而同地表示，自己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很有興趣，當學生時課堂上老師不大講，大眾媒體又多呈現饑荒與動亂年代的歷史片段。
在香港講好“新中國故事”，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實事求是，祗有忠於事實，才能忠於真理，如果一味迴避國家在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的艱辛探索和遭遇的挫折，效果適得其反。不少香港同胞的祖輩父輩經歷過上世紀50－70年代的“逃港”，他們對國家的感情曲折而復雜，口耳相傳的故事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一代代香港同胞的歷史認識。歷史工作者有責任要告訴香港同胞，新中國的歷史旅程是一場艱辛的“探路之旅”，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儘管篳路維艱，卻為國家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和制度基礎，上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抉擇的作出，使國家走上了快速發展的道路，從一個GDP只占世界2%不到的落後國家在短短的30多年時間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講好“新中國故事”要講好1949年以後香港與國家一路同行、風雨兼程的歷史，特別是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的歷史。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之所以可以擺脫“蘇東模式”，原因之一即是香港的參與，國家現代化建設一開始就注入了香港的活力元素。國家改革開放又推動香港產業結構轉型，確立和鞏固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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