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兩制”台灣方案視域下兩岸教師教育探索 作者：李順興（漳州），閩南師範大學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要】“兩制”台灣方案內含豐富的國家理性，其憲制目標包含著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等高位訴求。教育主權是國家主權和文化主權的邏輯延伸，是國家在處理教育事務時的最高權力。教育主權是 “兩制”台灣方案的關鍵內容。閩南文化蘊含“和合思想”，具備文化融合和心靈契合功能。以一個中國原則下的教育主權實現為出發點，以國家認同、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為教育底綫，以兩岸共同的文化基礎與語言環境即閩南文化與閩南話為橋梁，構建服務國家特殊需求的“閩南文化+學科/專業+教師教育+兩岸交流”的特色人才培養體系，培養價值觀引領型的兩岸愛國教師，加強兩岸高校教育文化交流與合作，遏制、消解“文化台獨”惡劣影響，推動基於文化認同的兩岸融合發展，意義重大，任重道遠。
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等五大政策主張，直接推動“一國兩制”台灣模式研究向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推進，由理論探索向設計階段深化①。台海局勢，複雜嚴峻。台灣當局持續推動 “教育基本法”“原住民基本法”和“文化基本法”等針對性立法，為“文化台獨”鋪路，對台灣年輕世代的文化認同、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產生嚴重負面影響，必須遏制消解。2022年8月《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指出“民進黨當局的謀‘獨’行徑導致兩岸關係緊張，危害台海和平穩定，破壞和平統一前景、擠壓和平統一空間，是爭取和平統一進程中必須清除的障礙” ②。教育是國之大計、黨之大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把服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教育的重要使命”③。作為政治社會化與文化再生產的重要手段，教育在民衆國家認同的建構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積極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教育方案研究日趨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問題。
一、教師教育權的法理依據界說
國家主權是涵括政治主權、經濟主權和文化主權三個層面的互動和耦合體系。國家教育主權是國家文化主權的邏輯延伸，是國家主權的下位概念，是國家在處理教育事務時的最高權力，具有對內自主權和對外獨立權。國家教育主權是完整主權政治實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教育權，國家的教育文化安全就會受到外部的干擾，無法形成對下一代的獨立自主教育，進而侵害到國家內部安全和國家整體安全。
國家教育主權是國家擁有的對本國教育活動的合法治理權，納入國家權力體系和治理體系，包括教育立法權、教育行政權、教育司法權、教育監督權④。教師是教育之基，是立教之本、興教之源，是教育行政管理幹部和教育研究專家的培育者，更是辦學的主體力量。2018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堅持把教師隊伍建設作為基礎工作”。2018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中發[2018]4號文）明確指出：“教師承擔著傳播知識、傳播思想、傳播真理的歷史使命，肩負著塑造靈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時代重任，是教育發展的第一資源，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重要基石。”因此，教師教育權是國家教育主權的重要組成，更是國家教育主權落地的基礎，具有核心價值。教師教育權，除教師培養布局權(資源配置權、培養標準制定權、教師培養評價權、職業准入標準設置權、教師培養監督權和教師專業發展權）外⑤，筆者認為還應包括培養學校和培訓機構的准入標準、專業設置標準和教師退出機制。
學校及教師在學生價值觀引領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愛國是國家教育主權的必然要求，必須落實到教師教育機構（含所有學校和培訓機構）、教師、學生及其群體性組織的准入標準和退出紅綫，對教育主管部門的職權履行、教育機構和教師的教育教學全過程督導，從根本上解決教育“培養什麼人”、“為誰培養人”的問題。教師教育權必須覆蓋國家治權所及之地，特別行政區和民族自治區的愛國教育、教師的職業道德應成為教師教育督導的重點區域。
二、台灣地區異化的教師教育對國家主權的挑戰
（一）台灣地區教育政策對國家認同的誤導
從“國家認同”的視角來看，台灣教育政策經歷了以“同化主義”“皇民化教育”為核心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以“民族本位”“黨化教育”為理念的“兩蔣”主政時期，以“台灣主體性”“同心圓”“去中國化教育”為特徵的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執政時期，以及有“撥亂反正”傾向的馬英九執政時期。台灣地區教育政策變遷對民衆 “國家認同”產生深刻影響，包括體現於“民族認同”方面的身份認同“本土化”、歷史認同“虛像化”和地域認同 “孤立化”，體現於“政治認同”方面的制度認同建構、政黨認同變化與兩岸認同移轉⑥。
（二）“文化台獨”的分裂行徑
“文化台獨”主要指“台獨”分裂勢力，以片面強調所謂文化“本土化”為號召，虛化中國文化在台灣文化中的地位，圖謀達到其實行政治“台獨”、實質“台獨”的目的。“文化台獨”的出現經歷了一個比較長的發展變化過程，是由早期出現在島內的文化“本土化”運動衍生出所謂“台灣意識”，最終異化成為“台獨”政治目標服務的文化分裂主義思潮。一般認為，台灣地區“本土化”運動始於20世紀80年代初。但從嚴格意義上看，台灣地區“本土化”運動應追溯到日據時期。到目前為止，這一運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即“反日階段”、“反西化階段”和“反中國階段”。
“文化台獨”是“台獨”的內核，是“台獨”分裂勢力及執政當局政治操弄的重點工具和目標。“文化台獨”的推行者企圖在文化上割斷台灣與祖國的文化關係，製造“台灣本土文化”與“中華文化”對立。對台灣教育特別是對教師教育下手，重點對台灣青少年進行“台獨”教育洗腦，培養“天然獨新世代”，是“台獨”分裂勢力政治操弄以實現其“漸進台獨”的一貫伎倆。從李登輝推動《認識台灣(歷史篇)》“去中國化”、陳水扁推出“95課綱”“98課綱”抹煞台灣與中華文化關係、馬英九微調“101課綱”失敗到蔡英文以“106課綱”“108課綱”切斷“台灣民族”與“中華民族”的關係，中國史已從現行台灣歷史教科書中消失，台灣史、台灣文化、“台灣民族”與中國史、中華文化、中華民族的關係定位已經全面切斷，“台獨史觀”建構已基本布局完成。按台灣有關規定，“108課綱”可適用至2029年，10年內預估 400萬人接觸“去中國化”教科書。通過學校、家庭、社會、媒體、信息網絡等渠道組建“文化台獨”社會網，宣揚“台灣文化民族主義”，危害深而廣。台灣教育已淪為“台獨”執政當局思想操控的政治工具，教育環境發生根本性的消極變化，特別是承擔教師教育人才培養主要任務的台灣重要高校經“台獨”執政當局重點管控和持續改造，將校歌歌詞“重歸祖國樂融融”删除，將台北高等學校（日據時期在台日人子弟學校）納入校史，淪為“台獨”教育“大本營”。
2023年10月13日，賴清德升級蔡式“文化台獨”路綫，以文化政策為主軸，推出兩大承諾、8項主張和5大方向的所謂“文化政見”。賴式文化政策覆蓋語言、藝術、法律、文化、思想、經濟、傳播等七大部分，實現了“文化台獨”的制度化、體系化、機制化、法制化等全面升級，其毒害在升級加重。
（三）“文化台獨”危害嚴重
“文化台獨”的嚴重危害極具根本性、破壞性和輻射性。歷時30多年的“文化台獨”鼓吹台灣文化獨立性，從思想文化、意識形態領域謀求“去中國化”培植分裂主義土壤，嚴重損害島內政治生態的文化根基，鋪設激進“台獨”社會心理基礎，讓“愛台灣”成為新的“台獨”意識形態專制，為兩岸和平統一製造“認同問題”等結構性障礙，使島內青年世代不斷疏離對中華文化、中華民族及一個中國的認同，敵視祖國大陸。高校教師“台獨”言行屢屢曝光，以台灣青少年為主要群體的暴力活動頻發，嚴重危及國家主權安全。遏制和消解“文化台獨”，已成極其緊迫、極端重要的歷史使命和時代任務。
三、服務兩岸融合發展需求的教師教育中閩南文化與兩岸交流特色人才培養探索
（一）依法治教，以問題導向和底綫思維，推動台灣教師教育的再中國化
教師教育可推動民心相通，厚植國家統一的民心基礎。台灣教師教育，是關乎形塑台灣青少年基於一個中國原則的國家認同、中華民族認同、中華文化認同的大事、要事，關乎引導台灣青少年產生維護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的自信心、自覺性。應及早謀劃“一國兩制”台灣教育方案，加緊部署統一後“台灣教育再中國化”準備工作，及時而有效遏制“文化台獨”行徑，推動國家教育主權在台灣地區的有效履行，做好實現國家統一教育準備和人才儲備，時不我待，迫在眉睫。
第一，厘清教育領域“一國”和“兩制”關係，推動台灣教師教育正本清源。
以《反分裂國家法》為法理依據，以遏制和消解“文化台獨”為問題導向，以國家認同、國家安全、國家利益為教育底綫，從而厘清教育領域內的“一國”和“兩制”的關係，為教師教育權的落實理清思想障礙，堅定政治立場；抓緊系統而深入地審查，徹底清理涉及“台獨”和美化殖民統治的台灣現行教育政策，依法完善台灣教師教育權涉及的教師培養培訓機構設置標準、專業設置及認證標準、教師從業標準及專業成長要求、課綱、教材管理辦法，特別是強化教師師德建設，依法強制清退頑固的“台獨”教師及教育管理人員，將“愛國愛台”作為教師資質要求的首要條件和必備素養。
第二，建立以“愛國愛台”為主綫的國民教育體系和教師培養培訓體系。
編制台灣地區版的《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以“愛國愛台”為主綫，強化國民教育體系和教師培養培訓體系建設，旗幟鮮明地高揚愛國主義教育，以國情教育和國際形勢解析為支撑，設置主題性國民教育實踐活動和《憲法》《反分裂國家法》《國家安全法》等專題性法制教育，培育師生的國家安全意識、國家認同意識、反分裂國家的鬥爭意識。
愛國主義教育，在學前教育、中小學教育及中職教育階段，可融入常識科和綜合人文學科、生活與社會科、通識教育科、歷史科等學科教材編寫和教育教學，在高等教育階段，可與哲學社會科學相關專業課程有機結合；開發微課、微視頻等教育資源和在綫課程，運用虛擬現實、增強現實、混合現實、機器學習、大數據等新技術，創作音樂、美術、書法、舞蹈、戲劇、網絡文學、動漫、有聲讀物、網絡游戲、手機游戲、短視頻等新作品，應用社交媒體、視頻網站、手機客戶端等新媒體傳播平台，增強對台灣青少年的吸引力、感染力。建立健全教材和培訓項目評審制度，加強對教育教學內容的監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