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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吳大學前校長劉源俊教授 |
中評社╱題：“劉源俊：兩岸應建立中華高等教育觀念” 作者：王平（香港）、黃政（香港），本刊記者
教育是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基礎，而大學排名往往代表著對當地文明水準的資格認證。雖然海峽兩岸都有不錯的大學，但是目前在世界範圍的排名似乎總是不能反映其真實水準。為此，本刊記者專訪了台灣前東吳大學校長劉源俊先生。劉教授特別強調，應該建立“中華高等教育”的觀念，將中華文化提升到新的高度。
應該建立“中華高等教育指標”不宜用西方標準評價兩岸四地大學
記者：能否請您簡略描述一下目前各種大學評鑒標準的特徵？
劉源俊：我脫離大學的行政職務若干年了，所以對台灣和大陸的大學評鑒制度，只能講一個大概。
近幾年大家比較關心世界上各個大學的排名，有好幾個體系吧－－英國泰晤士、上海交大，台灣也有一個評鑒中心在做著世界大學的排名工作，各有各的指標，從指標算出來一個先後排序。以泰晤士報排名來講，最近每年排名第一的都是哈佛，然後劍橋，耶魯之類，香港的幾所大學都排在前面。從兩岸四地的大學排名來看，明顯香港的大學最好。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以及才成立20年的香港科技大學，不止是在一百名之內，是在五十名之內了；而北京大學啦，清華大學啦，台灣大學啦，現在勉強開始擠進一百名。大家都以世界“百大”作為號召來努力，等等。
對此我是覺得，兩岸四地的一些大學，可以在國際上競爭，用西方的那一套的標準，適用它，也能夠做得一樣好甚至比他們更好。我並不反對有大學排名，當然，很明顯香港的幾所大學因為是英文教學，所以排在前面，也算是中國人的大學；而台大、北大，能夠進入前一百名，在西方教育體系的標準下，東方的大學能名列“百大”是光榮的事情。
但是，對於大部分兩岸四地的大學來說，我們不宜採用這樣的標準，因為那是西方的標準。大家都採用這個標準的話，我們就變得很差，是不是說很多有名的大學連兩百大都沒進入，都是四百名、五百名開外。我們如果還是按照目前歐美的標準去努力爭取進入百大，這個就有偏差了。因為這種排名的整個價值體系，整個用的評鑒標準都是西方的。
當然，目前兩岸四地各種指標都只能採用西方的，因為我們自己沒有建立好，如果我們自己建立好一種“中華高等教育指標”，那麼所有兩岸四地的大學它可以不用西方教育體系的指標，就可以自己去發展。假以若干年，外國的大學也開始用這個“中華高等教育”指標來排名，那就成功了。
過去沒有人去想這個問題，因為我們的教育體系被認為是落後的嘛，所謂現代的大學體制基本上都是從西方學來的，現在頂多就是一百多年的歷史，對不對?而人家已經搞了八百年。以前沒有信心，現在有信心了，所以“中華高等教育”的說法現在慢慢應該是開始要形成了。
中華脈絡下的大學評鑒新規範值得兩岸共同探討
記者：如果從中華的脈絡下做大學評鑒的新規範，您覺得主要應該注意哪些方面?
劉源俊：當然，現有的一些可以跟外國大學相通的部分，不能說完全不要它。但是應該充分考慮我們的文化脈絡，比方說我們寫論文為甚麼要用英文寫?論文的評比，為甚麼要用SCI或SSCI這種指標?我們就用類似中文索引評比那一套系統來比較嘛。
但這個就需要大家努力，怎麼樣建立這個中文論文的水準、規範。如果不提出來，就根本不會有人去想這個東西，現在提出來了，就要去研究，這是兩岸合作相通互補可以互相討論的一個課題－－據我所知，從來還沒有人談到過這個事情。
評選指標存在問題要重建中華高等教育、學術指標
記者：以前也有學者表示，大陸有工程院院士、科學院院士，雖然人們都承認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可是由於社會科學難以像自然科學那樣擁有一個量化指標，至今還沒有社會科學方面的院士，這也是一個比較尷尬的地方。對此，您怎麼看待？
劉源俊：這個也確實奇怪，因為你想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都有院士，文科卻長期沒有院士；最早雖然也有過院士，叫學部委員，但後來取消了。“院士”這個東西最早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開始的，台灣的中研院現在還是有文科院士的，它有三類，一類叫人文組，一類叫數理組，還有一類是生物組，所以在台灣是有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院士的。雖然老實說評比有一些爭議，有些屬於派別的問題，誰選上誰不選上，這都有爭議的，不過大致還是可以有個標準的。其實自然科學、工程科學方面一樣也有爭議。
在台灣，人文院士也可能被別人詬病啊，他可能評判論文的標準是以SSCI或者別的甚麼－－所以台灣的人文組的院士中經濟學、語言學、考古人類學特別多，還有一些就是與洋人合作研究中國文化歷史──也就是西方人研究漢學那一套的；跟著他們來，發表的論文許多是用英文寫的，用這種指標來評判，這部分人就能評得上；另外一部分人不理睬這套的，就選不上了。
我們知道好多重量級的文科學者，他永遠當不上院士，是有這個問題。就是因為用的就是西方的標準，指標出了問題。像錢穆，好不容易被選進院士－－因為他是南派的，過去通常人文組院士都是屬於“北大清華”派，南方所有這些人都選不上，只有錢穆一個人能選進去。我是說，不是不能選院士，但關鍵是評選的指標要恰當。所以我就講要在中華文化的脈絡之下，根據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的特質，來重建中華高等教育、高等學術的指標。
大學監理和自治要取得平衡
記者：您很強調大學的監理，也重視大學的自治，您是怎麼看待監理與自治的關係的？
劉源俊：“大學監理”這個詞老實說是我創立的，意思是把“監理”和“治理”這兩個概念分開來。這個觀念其實出自孫中山，孫中山談政府時說到的“權能區分”基本就是說這個：即“人民有權，政府有能”；人民有權是在國民大會，政府有能就是治能，包括五權政府，都是在“能”的部分。政府做事，但人民有權來監督這個政府，基本的理念是這樣。雖然實際運作是有若干問題，理念我覺得還是對的。這樣的體制的觀念是比較西方化的觀念，孫中山先生用了西方的觀念來談。
那我們再來看大學，大學裡面必然是有治理的部分，大學自己治理就叫自治；但是大學可不可以讓它完全自治呢？這顯然也是不通的。因為大學所有的資源是整個社會或者說國家的，所以一定要有某種制衡，這就是我講的監理的部分。
自治和監理，是兩個互補的概念。光有自治沒有監理，自治會出問題；監理得過分，自治少了，大學也難以發展，問題就在於怎麼樣讓大學的自治和監理達到一個適當的平衡，這應該是兩岸大學共同面臨的問題。因為我們採用西方大學體系，終究時間很短，也就一百多年而已，大部分大學還是近幾年升級。對於如何管理好大學，這是沒有一個徹底的研究的。
記者：就是說，管理經驗還是不足的。
劉源俊：對，的確是這樣。舉例來說，台灣現在有一些佛教人士開始辦大學，你就可以發現這其中的問題了：他們說是要學基督教辦學的經驗，但是人家基督教辦大學可是有幾百年的經驗啊。好幾個這樣的大學就出了些問題，不知道怎麼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監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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