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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FA具有承前啟後的歷史意義 |
中評社╱題：從共同利益到共同價值：ECFA後兩岸關係發展路徑芻議，作者：李允傑（台灣），空中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兼主任
後ECFA兩岸共同利益的深化
兩岸簽署ECFA具有重大的政治經濟戰略意義。一方面ECFA是落實和鞏固兩岸經濟夥伴關係的具體表現；另一方面，ECFA的協商和簽定不只是有經濟的意涵，還具有政治與軍事意涵：通過ECFA的簽定，不僅讓兩岸經濟非戰化，同時對於兩岸和平發展的確立和鞏固，將會有重大深遠的影響。
兩岸簽署ECFA對國際社會所釋放的訊息是：北京與台北共同努力構建台海穩定和平的環境，降低了台海的政治與軍事風險。如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簽署FTA，就象徵了雙方願意以經濟合作代替軍事對抗。這種由ECFA帶動的形勢發展，不只讓兩岸關係朝和平方向邁進，還會為環繞兩岸關係的區域政治，創造和平的氣候。台灣不再是國際社會或區域政治中的麻煩製造者，而是和平的促進者，這反而有助於開拓我們的國際生存發展空間這種由ECFA帶動的形勢發展，不只讓兩岸關係朝和平方向邁進，還會為環繞兩岸關係的區域或國際政治領域，創造邁向和平的能量和氣候。
兩岸關係的發展受到台灣內部政局的變化與中美台關係的動態影響。面對中國崛起，馬政府選擇在政治上兩岸和解、外交休兵；在經濟上透過ECFA連結中國、佈局全球。兩岸和解帶來台海的和平穩定，使台灣從過去的麻煩製造者轉為和平締造者，受到美日的肯定與歡迎。馬政府的兩岸政策其實是扁政府“衝撞外交”的逆向操作，即透過兩岸的和解來擴大台灣的參與空間。如此一來，政治與經濟的任督二脈被打通之後，台灣利用中國崛起的勢頭，有著充滿機會的未來。兩岸情勢從緊張對立走向和平發展，台灣最重要的安全憑藉不是軍事，而在建構台灣的區域經貿角色。台灣與其向美國採購大量軍火，不如致力於改善台灣吸引國際投資的環境，使得包括美資在內的國際廠商，與台灣加強經貿關係，將台灣建設成一個國際經貿平台。
兩岸簽署ECFA除可望增加島內經濟成長率與就業人數外，對台灣外貿發展尚有諸多效益，包括我方產業可在兩岸進行有效分工，有助產業供應鏈根留台灣；中國大陸台商可望增加對台採購及產業競爭力，加速台灣發展成為產業運籌中心；有助於台灣成為外商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之優先合作夥伴、門戶及取得領先競爭對手國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之優勢。長期來看，由於未來兩岸經貿關係可穩定發展且具可預測性，有助台灣經營環境改善，不僅有利台商進行全球佈局，也有利吸引外商在台佈局規劃、增加投資，進而改善推動我與其他主要貿易對手國洽簽FTA的基礎，使台灣將能更加深化參與全球經濟活動(注1)。
現今全球主要的經貿板塊約可分成歐洲、美洲及亞洲三塊，其中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東協正是這三大地區的代表性區域經濟組織。三者中，以歐盟的整合歷時最久，整合的程度亦最成熟；不過，東協近年來積極與東亞主要經濟體（包括中國、日本及南韓）及澳紐簽署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似有意透過經貿的整合，提升東亞在世界的地位。
面對當前東亞經貿整合的趨勢，由於台灣的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對外貿易，今後一旦東協加三經濟體成立後，台灣如果無法參與而被排除在外時，將被課以高關稅，遭受貿易移轉和投資移轉的不利衝擊。到時候，台商為了維護自己產品的競爭力，以及確保自己的市場利益，可能加速產業外移到東協或中國，此舉顯將嚴重衝擊就業市場。因此，為了鼓勵台商根留台灣，降低東協加三對台灣的負面影響，並提升台商對外的競爭力，台灣與中國大陸簽署ECFA，有助於順勢融入東亞區域經濟整合。
通過ECFA的簽定，讓台灣可以連結中國大陸和區域經濟的網絡。如此一來，台灣才可能成為“亞太經貿樞紐”及“台商營運總部”。兩岸之間已進入大三通階段，直航的網絡和機制不斷發展和充實，ECFA的簽定讓台灣創造出連結中國大陸和世界經濟體系的關鍵地位和角色，未來台灣的產業結構與經濟活動必然更加“國際化”與“全球化”。
隨著兩岸經貿日益緊密，兩岸未來的經貿投資糾紛將會有增無減，如何讓未來兩岸經貿關係制度化、透明化、合理化，將是兩岸簽署ECFA之後的迫切議題。後續兩岸還要完善智慧財產權保護和簽訂投資保障協議，這些發展可以歸納為“兩岸共同利益的建立與深化”。
後ECFA的兩岸和平發展機遇期
（一）、維持先經後政、先易後難的基調不變
經過九十年代的經驗，大陸對於台灣的政治生態、特別是選舉操作，已有了一定程度的瞭解。在兩岸關係發展過程中大陸的危機預防與管控的自覺性已日趨增強。從扁政府時期危機管理到國民黨重新執政後的機遇管理，北京原本強調要抓住當前難得的歷史機遇；主觀上期待國民黨領導人在掌握執政權時，趁早將兩岸關係往前推進一步。
2008年年底宣示的胡六點就透露出北京期望將兩岸的經濟、國際空間議題和政治定位綁在一起談。從“兩岸一甲子”到APEC連胡會所顯示的訊息是，北京有加速推動政治談判的主觀期待。馬政府現階段設定“只談經濟、不談政治”的兩岸議程。在APEC連胡會上，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提出“要為破解政治難題，積極創造條件”；我領袖代表連戰在當天記者會上則表示，政治對話的時機尚未成熟，顯然兩岸對於“先經後政、先易後難”的議程節奏存在矛盾。
然而，這兩年來，國民黨先後在縣市長與立委補選遭遇挫敗，使得北京由先前樂觀預期轉為憂心忡忡，尤其對於藍軍在年底五都選舉和2012總統大選選情之憂慮，更是溢於言表。在這樣新形勢下，北京“促談政治”的態度有了轉折：兩岸經濟優先、政治暫緩，同時定調要“加大兩岸交流力度”，為馬政府創利多，尤其是ECFA只能加分，不能扣分。
上海東亞所章念馳所長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他在中國評論2009年11月號“要正確把握當前的兩岸關係”一文中提出了“和平發展期”與“和平統一期”是有區別的觀點：“我們要擺脫急功好利與急於求成的心理，要充分認識到奠定新的關係，改變過去六十年乃至一百年行程的某種意識，絕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也不是做了幾件好事可以改變過來的”“我們要尊重兩岸關係的規律與特點，要先易後難，先經後政，要耐得住寂寞，不要不適當地把難以解決的問題拿到條件不成熟的時機解決，要堅持擱置爭議，讓交往、交流、經貿文化關係，對話與談判的進程愈長愈好，在建立了良好信任的基礎上，再解決政治分歧更為妥當”。
中國台灣研究會副會長周志懷的觀點應更能反映北京現階段的思路：“在兩岸關係發展機遇期的初期，不能要求什麼問題都在這個時間段內解決，如果設定過高目標，脫離實際環境，將會破壞或縮短機遇期。”“兩岸間總要面對某些政治議題的，雖然解決高政治議題的時機尚未成熟，條件並不具備，但我們完全可以為逐步破解兩岸政治難題不斷創造和積累條件”。他認為，如果國民黨能實現連任，執政八年乃至更長時間，這樣一個時間段恰恰與大陸2020年前的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是相吻合的，從機遇期的週期性特徵考慮，把這一波歷史機遇界定為八年乃至更長的時間段應是比較合理的(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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