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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二共識”的歷史意義在於以“戰略模糊”的做法求同存異。 |
中評社╱題：以增量改革作為兩岸關係發展的路徑選擇 作者：李義虎（北京），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教授
•存量改革是指對舊體制進行全面的實質性改革，通過激進手段在短時間內以新體制取代舊體制，其對象是既有的現狀即存量；因此它含有推翻現狀、再造秩序的意思。增量改革則是保存和維持現狀，在此基礎上不斷增加和集聚新成分、新因素，特別是新的體制性成分和因素，以達到改革的效果。
•由於長期以來兩岸雙方關係發展過程中存量過大，問題積重難返，解決絕非一日之功。如果對兩岸關係進行激進式的存量改革，肯定馬上帶來兩岸關係的動盪失序，陷入政治僵局或危機，並造成各自內部的緊張，究其原因乃是兩岸各自的現有存量發生了嚴重對抗。
•“九二共識”的歷史意義在於以“戰略模糊”的做法求同存異，也就是對存量中的“同”與“異”都不動，而有智慧地去打開兩岸關係發展的增量部分，從而在正確處理存量與增量的關係方面留下了寶貴的政治財富和有益的歷史經驗。
•一個中國框架是一個中國原則在和平發展階段的增量型概念，很好地處理了存量與增量的關係。它既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即保有一個中國原則這個最大的存量，又在此基礎上使容納和平發展內容的增量有所擴張，包容了對方的一些思考、方案中的有益成分，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和變通性。
兩岸關係目前處於和平發展時期，這一特定時期是從兩岸各自內部現狀及兩岸關係現狀出發，走向未來整合統一的重要過渡時期，也將是一個時程較長、內容不斷發生嬗變的過程。如果以實現平穩過渡、經由兩岸統合達成最終統一為現實考慮，那麼必須放棄存量改革的思路，而轉以增量改革作為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的合理路徑。
增量改革與存量改革戰略效果截然不同
增量改革的概念源於經濟學理論，是與存量改革相對而言的。所謂存量改革是指對舊體制進行全面的實質性改革，通過激進手段在短時間內以新體制取代舊體制，其對象是既有的現狀即存量；因此它含有推翻現狀、再造秩序的意思。增量改革則是保存和維持現狀，在此基礎上不斷增加和集聚新成分、新因素，特別是新的體制性成分和因素，以達到改革的效果。因此，從學理上解釋，我們把對於現狀的直接改革，也就是大規模觸動、打破存量、翻轉現狀的改革稱之為存量改革，同時把不直接觸動現狀而在承認現狀的基礎上先向前進行擴張新成分的改革稱之為增量改革。現狀就是存量，增量則是現狀之外的新增加量，也就是在存量旁邊、周圍發展出來的新體制、新成分、新因素。不觸動、不打破存量就是維持現狀。但這種“維持”並不是滯固的、靜止的，而是在不斷超越自我、動態生長的；當增量在質與量上都超過存量時，就會導致事物性質的變化，使“現狀”在潛移過程中發生躍遷式的改變，從而達到改革的本來目的。
中國大陸改革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為正確處理了存量與增量的關係，採行了增量改革的發展路徑。比如在國有經濟之外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和其他非公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的作用，市場經濟成為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一種有效形式。又比如，價格雙軌制既保留計劃體制下實行產品的國家定價，又在計劃外實行產品的市場調節定價，較好地解決了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過渡中的價格管理問題。有的理論家認為，推行增量改革是中國大陸經濟改革成功的關鍵，其獨到之處是通過制度釋放，以市場經濟的“增量”加速推動市場主體的形成和市場機制的發育，營造了一個有效競爭的市場環境，從而保證了經濟高速成長和現代化程度的提升。
事實證明，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儘管同為改革的路徑選擇，但卻有著重大的、明顯的不同，其進行方式和程序也是迥異的。存量改革一般與現代社會所富有的理性和穩健很難協調，對於一個社會內部來講，在存量過重導致改革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全面推行存量改革易於造成改革的翻車和倒退。例如，前蘇聯實行的戈爾巴喬夫式改革是存量改革，在經濟上推行“500天計劃”的休克療法，企圖一夜之間從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躍入市場經濟體制，在政治上則打破蘇維埃制度而激進推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結果只有休克沒有療法，促使蘇聯迅速走向解體，也宣告其改革的失敗。而中國大陸所進行的增量改革及其成就則從另外一個方面充分說明，推行增量改革可以不斷地造就改革的形勢，集聚改革的動力和能量，創造出更好的改革條件，從而取得改革的成功。這是二、三十年時間內從正反兩個方面說明增量改革與存量改革在戰略謀劃上和戰略效果上截然不同的鮮活例子；它說明，增量改革可以很好地對過程和結果作出合理安排而又不失去最終目標。
兩岸關係增量改革的合理性與必要性
今天，改革的規律、性質和範圍是世界性的，兩岸關係也不例外。明確而言，兩岸關係需要進行大幅度的改革，在步入深水區議題由易到難時更是如此。但在兩岸關係領域切忌採取存量改革的方式，乃是由於長期以來雙方關係發展過程中存量過大，問題積重難返，解決絕非一日之功。如果對兩岸關係進行激進式的存量改革，肯定馬上帶來兩岸關係的動蕩失序，陷入政治僵局或危機，並造成各自內部的緊張，究其原因乃是兩岸各自的現有存量發生了嚴重對抗。過去的“制度之爭”是制度層面的存量對抗，“解放台灣，一國一制”與“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便是制度存量的嚴重對抗；當然同時還有“法統之爭”，是雙方在法統層面的存量對抗，在“誰是唯一合法政府”問題上各不相讓，視己為正統對方為偽，在國際上則是“漢賊不兩立”的零和式存量對抗。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統獨之爭”則更有打破存量、推翻現狀的導向，如“兩國論”、“一邊一國論”等以極端方式破壞長期存在的兩岸現狀，引發了台海地區的緊張局勢；而陳水扁2007年企圖以“入聯公投”推動“法理台獨”，更是單方面改變現狀的肆意舉動，幾乎使兩岸關係陷入戰與和的選擇邊緣。應該說，對於兩岸關係來講，存量改革不適宜於其基本進程、展開方式和運動走向，其複雜性和脆弱性交織混雜，絕非能以推倒現狀之舉來重建秩序。就此而言，“一國兩制”首先開啓了放棄存量對抗、承認現狀（首先是制度層面）的先河；而“九二共識”的歷史意義在於以“戰略模糊”的做法求同存異，也就是對存量中的“同”與“異”都不動，而有智慧地去打開兩岸關係發展的增量部分，從而在正確處理存量與增量的關係方面留下了寶貴的政治財富和有益的歷史經驗，也在客觀上使兩岸關係發展轉向了增量改革的路徑選擇。
正是在這種思路的引導下，近年來兩岸關係發展迅速，取得重大突破。但種種情況說明，雙方之間已有的存量仍不能輕易地動，也不能驟然消除，如果這樣，則已有存量勢必產生無法估量的衝擊力，其結果兩岸雙方均難以承受。在這方面，可能只有宣告“台獨”、動用武力或其他單方面改變現狀舉動這樣極為罕見的例子（它們都屬於對存量的破壞）。恰恰是由於存量改革就是推翻現狀，重新再來，其結果誰都難以準確預估，所以它並不是理性和合理的選擇。也恰恰是由於認識到這些，所以兩岸關係發展首先應該承認和尊重存量，保存和維持現狀。如長達60餘年兩岸當局從法理立場上都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1992年海協和海基會所達成的“九二共識”，比如國際社會和國際法對一個中國的承認，在國際組織中的一國一席，又比如台灣方面關於“一個中國”和“國家領土”的“憲政性”規定，台灣當局對台澎金馬地區的事實治權，等等，都是既有的存量，不能隨便去動，動了就要出事。其中，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關係中最大的存量，按照雙方的憲政性規定也是大陸與台灣各自內部最大的存量，具有不容動搖的性質和地位；如果觸動、破壞它，兩岸關係就會失去平衡發展的基礎，更談不上如何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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