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朝鮮的“炮擊關島”，美國的特朗普總統曾施展了強烈的“軍事行動”或“憤怒和火焰”的表演來反擊。但是美國一直保持合戰兩手策略，一邊國務卿蒂勒森和國務院或連國防部長都持續表態了期待外交談判解決問題的言論或提出了談判三大條件如停止核試驗、停止導彈試驗和停止東亞地區造成不穩定的言論等，其條件從“棄核”降低了“凍結核試驗”。而且，國務卿蒂勒森早就承若了“四無意”如美無意改變朝政權或加快朝韓統一進程，無意尋找借口在非軍事區以北駐軍，無意傷害朝人民，以說若棄核將保證朝鮮政權和體制的安全的條件，要逼迫朝鮮放棄核武器。不僅是如此，而且美國朝野有出現了如“美國和中國談判在朝鮮核凍結的條件之下美軍從韓國撤出”等的言論。看到這種美國的兩手策略或比過去保證政權安全的軟硬兼顧的條件，朝鮮可能一邊聯想到過去“威脅-妥協-威脅-妥協”的反覆方式對付美國的成功經驗，或另一邊可能錯誤認為其恐嚇美國的目標可能開始有效了。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和韓國都忙於說“半島不能戰爭”的要求，這可能給予朝鮮錯誤認為威懾恐嚇效果已經不淺的想法。如於8月26，29日的朝鮮的導彈試射，來證明這樣認為其核道威懾確實有效果的“朝鮮想法”。
李奎泰認為，但是，朝鮮“攻擊關島周邊“的威懾之後，中美之間領袖電話協商以及美軍參謀長聯繫會議主席的訪問韓中日，特別他在中國期間簽署《中美兩軍聯合參謀部對話機制框架文件》和專訪沈陽軍區的動作等的中美合作行動可能暫時壓制了朝鮮進一步的挑釁威懾行動。特別，是中國政府公開說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對朝鮮“本世代最嚴格”的2371制裁決議的嚴格實施，可能有克制了朝鮮的魯莽威懾行動的一些效果。
朝鮮之後雖然保留了試射攻擊關島的行動，但用以言論的口頭威懾和挑釁仍在進行當中。但是，給予朝鮮錯誤戰略判斷的外面環境和信息也並不減少，特別，是中美和韓中之間矛盾尤其嚴重。如美國總統發動“發動301條”開始了中美貿易戰、韓中之間薩德問題而引起的矛盾、俄國對朝鮮的模糊態度等，這些國家之間矛盾，圍繞朝鮮問題的國家之間形成一種互相對立局面，會給予朝鮮錯誤認知為可以持續玩弄挑釁威脅空間和時間。到目前為止，對朝鮮核武有關的任何外交談判或壓力手段包括“六方談判”、朝美談判、南北對話或中國的仲裁，或聯合國安理會的8個對朝鮮制裁，都沒有大的作用或效果，等於沒有制止了朝鮮核武和導彈的開發進程。這也就是現在東北亞國際關係上常見的特別“亞洲悖論”現象。
李奎泰對中評社說，這種東北亞的國際關係的“亞洲悖論”現象，說的為相互經濟社會關係依賴程度加深但政治外交軍事上還處於冷戰心態的對決和僵局不變的。目前，中韓關係、中美關係、中日關係都沒有脫離了這種“亞洲悖論現象”。在這種“亞洲悖論”上矛盾因素，其核心特別在於朝鮮的言辭和行動上，將使得東北亞韓美日與朝中俄之間重新建構“新冷戰”的說法賦予現實。特別，是在圍繞朝鮮問題的中美關係矛盾、與此有關的在韓部署薩德而加深的中韓關係的矛盾，以及漸漸惡化的美俄關係，中日關係和俄日關係上的矛盾，其中都可以看到這種東北亞國際關係上“亞洲悖論”引起的新冷戰陰影。朝鮮在各種核導彈威懾和對美對韓的攻擊言辭，確實還沒有脫離了1970年代以前東西兩大陳營如中美、俄美或南北朝鮮之間常用的非常粗俗的革命時代政治性的單詞和文章，唯一有朝鮮這樣，東亞其他國家都已經不再使用那種舊冷戰時代的用詞。於是，可以說若朝鮮如中國一樣沒有改革開放，沒有放棄那種冷戰思維和核武開發和挑釁，這種東亞國家之間的“亞洲悖論”或新冷戰局的負面現象實際上難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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