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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大陸需要以共同建構的方式尋求建構大陸與台灣本土社會的共識 |
中評社╱題：以長時段理論觀察台灣問題內外因素的演變與趨勢 作者：胡淩煒（上海），上海東亞研究所副所長、兩岸協創中心教授
前言
台灣問題始于國共內戰，然而台灣問題從產生的那一刻起就摻雜了複雜的島內因素與外部國際因素。2016年台灣問題涉及的內外因素出現了重大的變化。從台灣問題涉及的島內因素分析，隨著民進黨贏得領導人與“立法委員”“二合一選舉”，民進黨實現了從行政到立法的全面執政，成為台灣政壇的第一大政黨，台灣政壇發生結構性改變。同時，民進黨執政後拒絕接受兩岸曾經達成的“九二共識”，以及“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核心意涵，台灣當局多年奉行的兩岸政策因民進黨執政而發生根本性改變；從台灣問題涉及的外部因素分析，作為台灣問題涉及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之一，美國因素在特朗普贏得大選之後也出現了明顯的變化，特朗普當選後不僅與台灣當局領導人蔡英文通了電話，使用了台灣“總統”的稱謂，並且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表示：“我充分理解‘一個中國政策’，可除非我們與中國在包括貿易等其他方面有利益交換，我不懂我們為啥非要被這個政策限制住。”①台灣問題的內外因素發生如此重大的變化是因為美國與台灣分別發生政黨輪替產生的偶然性結果，還是反映了台海局勢面臨了深層結構性的變化？這是值得進一步觀察的課題。
按照法國歷史學家、年鑒學派的的第二代代表人費爾南．布羅代爾提出的著名的長時段理論，認為“對人類社會發展起長期的決定性作用的是長時段歷史，即結構”。“只有在長時段中才能把握和解釋一切歷史現象。長時段是社會科學在時間長河中共同觀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管道，也是各門社會科學可能使用的共同語言”②。運用長時段理論來觀察2016年台灣問題涉及的內外因素的變化，有助於從結構層面深入瞭解台海局勢正在發生的深層變化。
台灣島內政治力量結構的變化是台灣當局
改變兩岸政策的根本原因
（一）台灣島內政治力量結構發生重大變化
台灣與大陸處於分離狀態距今已經近70年，按照長時段理論，70年的時間足以讓事件發生結構性的變化。1949年前後，國民黨政權帶領120余萬軍民從大陸退踞台灣，建立了完全不同於大陸時期的二元政治體制。台灣的二元政治體制十分特殊,由中央層面國民黨專制獨裁體制和地方層面公職選舉自治體制兩個部分構成，上層政治體制主要由國民黨戒嚴體制、執政黨體制和憲政體制三部分組成，成員基本上由外省籍人士擔任；台灣下層政治體制主要是由地方自治體制和選舉體制兩大部分構成,為台灣本省籍人士參與地方政治提供了一條出路。國民黨建立二元政治體制的主要目的有兩個:1、確立國民黨上層政治體制在台灣的絕對權威地位，嚴厲打擊島內一切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活動，牢牢控制島內局勢；2、在確保國民黨上層政治體制主體地位的同時,通過一定形式的下層地方代議選舉體制,擴大國民黨在台灣的民意基礎,樹立較為開明民主的形象,對內緩和與台灣人民的矛盾,對外爭取美國的援助。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來自大陸的中國國民黨無法重新返回大中國的政治舞台，只能在台灣的政治舞台尋求生存與發展的空間。因此，台灣社會的本土化，以及中國國民黨的本土化成為無法改變的發展方向。所謂的“藍綠政治板塊結構”不是台灣社會從來就有的，也不會永遠存在下去，它是台灣社會本土化過程中階段性的政治現象。在本土化的過程中，以大陸省籍為代表的傳統國民黨不斷凋零，逐漸退出政治舞台，民進黨作為本土產生的政黨在台灣政壇不斷擴張，並且逐步佔據台灣政壇的主導地位。隨著2016年民進黨在台灣實現全面執政，台灣島內政治力量對比發生了結構性的改變。這個結構性的改變對於台灣當局的兩岸政策及兩岸關係發展正在產生深遠的影響。
（二）台灣島內政治力量的結構性變化導致台灣當局的兩岸政策產生根本性改變
國民黨退踞台灣初期直到1975年4月蔣介石去世，台灣當局確立了“反攻大陸，光復國土”的方針,形成了以“反共復國”為核心特徵的大陸政策。國民黨當局堅持“反共復國”大陸政策，同時，強調“經營台灣”“鞏固復興基地”，“實踐三民主義”，“復興民族文化”。蔣介石時期台灣當局大陸政策在兩岸關係上最大的特徵是具有“剿匪”性質的“反共復國”政策,而在國際關係上其最大特徵則是堅持“漢賊不兩立”的一個中國原則立場，這一特徵集中體現在蔣介石反對美國推動“劃峽而治”和台灣問題國際化。
然而，兩岸關係的現實摧毀了台灣當局“反攻大陸”的夢想，在台灣社會本土化的過程中，伴隨著台灣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長，台灣社會先後經歷了蔣經國時代、李登輝時代，以及兩次政黨輪替，台灣當局的兩岸政策不斷演變，逐步確立了“以台灣為主體，從台灣的視角制定各項政策”的基本原則。2016年，民進黨再次執政後，台灣當局拒絕接受“九二共識”及其“兩岸同屬一中”的核心意涵。在兩岸關係方面推動分離主義路線。而國民黨已經沒有力量制約民進黨的兩岸政策。近日，圍繞“公投法修正草案”涉及“領土變更案”的審議，國民黨“立委”賴士葆、黃昭順發言表示支持，賴士葆表示：“因為一直反對這一條，我們失去了政權，付出代價，我們願意倒過來支援這個條文有什麼不對？”③國民黨兩岸立場的改變顯示出，國民黨沒有能力制約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台灣政治力量結構性的變化導致台灣當局兩岸政策正在發生根本性改變。
（三）台灣島內政治力量結構的變化導致台灣政壇焦點議題發生變化
在台灣社會的本土化過程中，隨著政黨力量對比的變化，政黨互動的焦點議題也在發生改變。從早期的反攻大陸，逐步調整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從統獨之爭調整到兩岸和平發展與維持現狀。
1996年台灣實行領導人直接選舉後，在台灣每四年一次的選舉中，兩岸關係的重要性也呈現出下降的趨勢。在2016年的選舉過程中，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強調的是台灣社會的民生議題，努力降低兩岸關係因素對於這次台灣“大選”的影響；而國民黨候選人朱立倫則強調的是兩岸關係的穩定，力圖將兩岸關係因素提升為“大選”辯論的主軸。從選舉結果來看，民進黨蔡英文以25%的領先幅度贏得了“大選”。這樣的選舉結果顯示出台灣民眾更加關注台灣社會自身的發展，兩岸關係議題在台灣民眾心目中的重要性在下降，解決台灣社會自身存在的民生議題越來越成為台灣選民關注的焦點。
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台灣“大選”的投票率一直高於很多選舉社會。過去5次大選投票率分別是：1996年76%，2000年82%，2004年80%，2008年76%，2012年74%。2016年“大選”的投票率創出新低，只有66.2%。投票率的變化，顯示出以往台灣選舉中，由於選舉議題涉及“統獨議題”與國家認同，在這些議題上藍綠陣營對立性很大，妥協性很小。所以會激發出民眾的投票熱情。隨著“統獨議題”的淡化，選舉議題逐步向民生議題轉變。在民生議題上，民眾之間對立性相對較小，妥協性相對較大。因此，台灣“大選”的投票率也逐步回歸正常。
亞太地區戰略格局的結構性變化改變了
美國“一個中國政策”的基礎
（一）二戰時期亞太戰略格局的基本結構導致美國強烈主張台灣回歸中國
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英國對日宣戰。接著中國國民政府對日正式宣戰，並發佈《宣戰佈告》：中日之間所有一切條約、協定等一律廢止。日本侵佔台灣的法律依據不復存在。1941年12月中美英三國在重慶召開東亞軍事會議，標誌著亞洲國際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同月，阿卡迪亞會議在華盛頓召開。羅斯福與邱吉爾擬定了《聯合國家宣言》。這次會議雖然沒有中國參加，但是，會議的議題事先通報了中國時任外長宋子文。會議中羅斯福不顧英國方面的反對，堅持把中國與美國、英國和蘇聯相提並論，共同稱作“世界四大國”。羅斯福的考慮是，一個穩定的、對美國友好的中國能夠成為戰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要盟國。羅斯福對於中國戰略作用的設計還包括：一是防範蘇聯。羅斯福希望在美國同“俄國的任何嚴重的政策衝突中，中國將站在我們這一邊”。二是抵消英國在亞洲的影響。在“消除英國海外帝國的努力中，中國是美國一方穩得的一票”④。
根據二戰期間的亞太地區戰略格局，以及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扶持中國符合美國的亞太戰略。基於這樣的考慮，美國明確支持將滿洲、台灣、澎湖列島歸還中國，並通過《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予以公佈。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但是，美國的台海政策並沒有隨之發生改變。直到1950年2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亞太地區戰略格局發生結構性變化。這時，在美國看來，新中國“墜入了蘇聯的軌道”⑤。由此中美關係從二戰時的盟國關係轉變為敵對關係。6月27日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杜魯門總統再次公開發表聲明，提出了“台灣地位未定論”，美國的台海政策也隨之發生根本性改變。
（二）冷戰時期亞太戰略格局的結構性調整形成了美國“一個中國政策”的基礎
在1970年代，在美蘇冷戰的大背景下，亞太地區的戰略格局推動美國的對華政策、台海政策再次做出重大的調整。在19世紀60年代末，美國面臨了國際、國內的嚴峻挑戰。為了應對蘇聯快速增長的軍事實力，美國需要增強在全球範圍內的聯合抗蘇態勢。同時，中蘇邊境爆發了珍寶島衝突，中蘇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美國尼克森總統的“聯華抗蘇”戰略構想逐步成型。隨著美國的對華政策發生改變，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也發生改變。1972年2月，尼克森訪華，中美在上海簽署了《上海公報》。在公報中，美方聲明：“美國認識到，台灣海峽兩岸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1979年1月，中美兩國簽署《中美建交公報》，美方聲明“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範圍內，美國人民將同台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1982年8月，中美簽署了《中美聯合公報》“八一七公報”，美方聲明“無意侵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無意干涉中國的內政，也無意執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政策。美國政府理解並欣賞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國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和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中國提出的九點方針中所表明的中國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政策。美國政府聲明，它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準，它準備逐步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與此同時，1979年4月，美國國會通過了《與台灣關係法》，以國內法的形式，“指導往後的美台關係。因應美台雙方交流無法以‘國際條約’來規範，而以美國國內法形式制定，規範美國政府（對國際無效力）”⑥。
應該看到，亞太地區戰略格局的結構性變化以及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促使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做出了積極重大的調整，中美關係也向好的態勢發展。這些變化構成了美國“一個中國政策”出台的基礎。但是，由於意識形態的分歧，以及亞太戰略格局的因素，使得中美關係無法回到二戰結束時的中美同盟關係，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做出了積極但是有限度的改變。美國在建立加強與中國關係的同時，還留了一手，埋有伏筆。從此，“一個中國政策”、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以及與台灣關係法，形成了美國對台政策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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