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對前途的深度焦慮，促使反對派中的部分議員產生鋌而走險的惡念。反對派的部分成員似乎想成為金庸小說中的“東方不敗”，有意“引刀自宮”之後，能夠借助詭異的方式練成“神功”以得重生。反對派很明白，以目前反對派所掌握的資源，一般的民生議題，特別是民眾所關注的通過加強與內地的合作從而保證香港實現長期繁榮穩定發展的議題，是反對派的罩門，他們不敢在這個香港民眾最為關注的領域自曝其短，衹好採取激進的方式，利用提高衝突的烈度吸引人們的視線。但是問題在於，由於部分反對派議員在立法會內的激進肢體行為，在香港民眾之間引發強烈厭惡之聲，使激烈的政治操作已經變成了同樣可以傷及自身的雙刃劍。反對派如果衹看到對自己有利的一面，而不考慮對自己有害的一面，恐怕是有些缺乏政治智慧。
“置之死地而後生”是反對派陣營中那些偏好通過激烈對撼吸引公眾關注的議員的“如意算盤”，在目前的香港社會，能否如願實在是“大有疑問”：
首先，從政治層面來看，反對派在香港內外的生存空間都已經受到大幅壓縮。因為回歸十幾年來，中國內地的綜合實力不斷增強，國際政治地位不斷上升，香港民眾的國家認同強化，這就使得反對派在香港內外的政治生存空間都受到大幅壓縮，這個群體的政治影響力的下降已成不可逆轉的態勢。而且，反對派已經採取聯手動作將上一次政改方案全盤否定，導致香港的民主步伐多年來難有寸進。某些反對派可能會將上一次的“成功”當作經驗，但是更多的理性選民認為，與其這樣“一拍兩散”地刻意用激進的對撼方式阻斷香港民主的漸進，不如讓香港民主逐步穩定發展，循序漸進地提高民主水平。也就是說，上一次反對派的“成功”並不一定是現在的資產，反而很可能成為反對派再度否定政改方案的負債。政治本身就是妥協的藝術，因為不願妥協就刻意阻斷全體港人的民主進程，會讓理性的選民會從內心深處否定這些政客是有作為的“政治人才”。一旦這種觀念形成，辭去議員職位的政客能否“置之死地而後生”，就大有疑問。
其次從經濟層面來看，金融風暴對香港經濟的打擊無疑是沉重的，現在尚不敢說真正邁向復甦。因此對絕大多數港人來說，如何儘快實現經濟復甦特別是降低失業率，就成為考驗政治人物對香港社會、香港民眾有無貢獻的最重要的指標。自上次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以來，香港對內地經濟的依存度大幅提升，在嚴酷的經濟競爭環境下，香港如果沒有中國內地的支持，想要維持目前的局面以謀求長期的繁榮穩定與發展，幾乎是不可能的。大量港人逐步認識到，不能與內地搞好關係必將影響香港的利益包括他們的切身利益，反對派由於長期對內地採取對抗的態度，理性的香港選民對於反對派曾經聲稱的“幫助香港經濟持續發展”早已不抱任何希望。在這種現實環境之下，反對派刻意挑動的政治對撼，很容易干擾經濟復甦、經濟轉型的進程，給香港長遠的經濟結構調整造成負面影響。在香港選民普遍憂心經濟的大環境之下，那些有意加入所謂的“五區總辭”的議員以及被迫加入的議員能否“置之死地而後生”，當然大有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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