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美國官員一面要求其它國家調整政策，一面又表示其對美國各州監管者、獨立機構和轄區行動失去掌控，其它國家自然會無所適從或心生沮喪，尤其是在眾多外國企業主張美國方面的行動引發了真正的法制問題時。
要想繼續維持正當領導地位的話，美國就不能濫權以追求地方狹隘利益，即便這一利益多麼吸引人都好。而要想繼續保持美元在國際市場上的主要角色，美國也不能在追求某些特定安全目標時，過度限制它的使用。
其次，在國際和國內政治領域，中產階級最為重要。有些時候，全球主流議程似乎既有精英人士對於知識產權、投資保護及監管協調等方面的擔憂，也有對於全球貧困及後代利益的道德考量，卻很少為中產階級發聲。但是，任何不為工業國家的工薪階級（以及發展中國家的新增城市人口）服務的政策取向，在長遠來看都不太可能奏效。
第三，世界將可能進入一個資本過剩、通縮壓力巨大而需求在一段時間內可能都無法跟上供給的階段。到2020年，沒有一個大型工業國家的市場會看到實際利率高出零利率太多，通脹目標也將難以實現。未來，全球經濟的當務之急是鼓勵投資，而不是強制減支。當前的體系將調整的重任壓在了借款國身上，因此，當今世界也需要建立一個對稱系統，讓盈餘國家共同分擔壓力。
以上三戒只能說是拋磚引玉，問題依然在諸多領域中存在，包括全球公共產品的開發、如何確定當今時代要求的行動速度和透明度，以及如何協調官方與非官方參與者乃至更多參與者之間的行動等如此種種。關鍵在於，過去一個月所發生的事不僅將被未來的歷史學者視作一個時代的終結，也將成為對美國敲響的一次有益的警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