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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登輝的言論引起台灣輿論的撻伐 |
中評社╱題：論李登輝的“脫古改新”和“典範轉移” 作者：黃光國（台灣），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2015年7月22日李登輝在日本國會議員會館，以“台灣的典範轉移”為題，對文部科學大臣下村博文、眾議員案信夫等人發表演講，蔡英文的“小英文教基金會”立刻將這篇講稿掛在其“想想論壇”之上，海內外獨派學者也紛紛撰文呼應。
給蔡英文下指導棋
李登輝安排這次演講，正是綠營“反課綱運動”鬧得如火如荼的時候。當時反課綱團體動員國、高中學生包圍夜宿教育部，部分學生帶梯子爬過圍牆，闖進大樓，佔領部長室；在警方驅趕逮捕時，學生不斷高喊：“退回洗腦課綱，捍衛教育尊嚴”。
任何人都很清楚：所謂“反課綱”運動，其實是“台灣國”和“中華民國”兩種意識型態之爭。是時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及十三位綠營執政縣市長立刻發表聯合聲明，呼籲教育部應宣佈立即撤回爭議課綱，繼續沿用現行課綱教材，如果馬政府仍舊執迷不悟，那麼改正爭議課綱、讓教育擺脫政治的干擾，將會是下一任政府的責任，“我們誓言要扛下這個責任，絕不逃避！”
如果我們把李登輝的這次演講放置在當前台灣的時空脈絡中來看，他刻意安排這次演講的用意，很明顯是要給蔡英文下“指導棋”，對於民進黨未來政治走向有重要的指標作用。
在這篇演講裡，李登輝自誇：他在總統任內，使“台灣成為亞洲民主國家成功轉型的代表，這是我一生的榮耀與驕傲”，但是他認為：“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已經遭遇瓶頸”，所以台灣有必要進行“第二次民主改革”。他說，他現年九十二歲，能為台灣做事的時間最多只剩五年。“他決定要把餘生獻給台灣”。他很清楚的表明：台灣要想建立主體性，應該推動的“第二次民主改革”，所謂“典範轉移”就是從中國式的“託古改制”到台灣式的“脫古改新”。
中國式的“託古改制”
什麼是中國式的“託古改制”呢？李登輝說：
中國的五千年歷史，都是在一定空間和時間之中，一個朝代與一個朝代的連結體，就算是新朝代，也只是上一代歷史的延長而已。歷代皇帝大多忙於鞏固權位、開疆拓土和掠奪財富，很少為政治改革而努力，這就是所謂的亞洲價值(Asia Value)。中國歷史上雖然也有幾次政治改革，可惜都失敗了。就整個帝王統治過程來看，每個朝代無疑都在玩“託古改制”的把戲。所謂的“託古改制”，其實應該說“託古‘不’改制”比較貼近事實。
為了要批評由“亞洲價值”所支撐的“託古改制”說，李登輝引述五四時期名作家魯迅的論點。他說：
面對這種五千年的封閉帝王政體，魯迅曾有如下看法：“這是被囚禁在幽靈圍牆中，循環演出的戲劇；亦是在古國之中，螺旋前進的無聊表演”。“中國人不只‘爭亂不為首謀’、‘禍患不為元兇’，而且還是‘幸福不為先達’。所以，所有事情都沒有辦法進行改革，沒有人願意扮演先驅者與開創者角色”，我認為魯迅的觀察相當精闢。
“五四意識型態”
魯迅的論點反映出五四時期盛行於中國學術界的意識型態。中國自中英鴉片戰爭(1839-1842)之後，便陷入一連串的內憂外患之中，開啟了長達百年的“羞辱的世紀”（century of humiliation）。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更使得中國知識分子信心全失，認為自己一切不如人。此後動盪不安的社會條件，使中國的知識社群根本無法定下心來，細心吸納西方文明，反倒凝鑄出影響久遠的“五四意識型態”。
自從嚴復將赫胥利的著作Evolution and Ethics翻譯成《天演論》之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敗的思想深入人心，許多知識分子紛紛主張向歐美學習他們所想像的救國之道。1905年，清廷宣佈廢止科舉。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廢止讀經，儒教失去了官方思想的地位。民國初年，軍閥割據，政治動亂，康有為認為：“自共和以來，教化衰息，紀綱掃蕩，道揆凌夷，法守敗壞，禮俗變易，蓋自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一旦而盡，人心風俗之害，五千年未有斯極。”因此發起孔教運動，成立孔教會，呼籲將孔教定為“國教”，倡導儒教和國家官僚組織分離，按基督教模式，允許人人祭天，人人祭孔，並得到大總統袁世凱的支持。
“中西文化對立”論
然而，他的主張卻引起反對帝制人士的強烈批判。陳獨秀呼應梁啟超的“儒教非教說”，公開宣稱：“吾國非宗教國，吾國人非印度、猶太人，宗教信仰心，由來薄弱”。
袁世凱稱帝失敗，在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1918）為了徹底否定清末以來的“中體西用”論，刻意提出他獨樹一幟的“中西文化對立”論：“歐洲輸入之文化與吾華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質極端相反”，“吾人倘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則不得不以舊有之孔教為非：倘以舊有之禮教為非，則不得不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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