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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時中頻頻為綠營地方縣市行銷觀光（中評社 資料照） |
中評社香港6月9日電（評論員 束沐）“罷韓”鬧劇終於落幕。無論韓國瑜及其支持者有多麼不甘、無論綠營打韓手段有多麼不堪，短短兩年內，“韓流”以一種驚奇的方式登場，又以另一種驚奇的方式退場，本身就是近年來島內政治生態被民粹綁架的縮影，值得各界認真思考。
各方動作和訊息顯示，韓國瑜被罷免後，綠營已經“磨刀霍霍向柯P”。事實上，柯韓二人最初都是民粹政治的受益者，而“韓流”某種程度上得益於“柯文哲現象”的擴散。即便最後綠營沒有如法炮製“罷柯”戲碼，但“韓流”的潮起潮退，對柯文哲的政治生涯帶來衝擊，是不爭的事實。
回顧近年來的台灣民粹政治，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原生型民粹”，另一類是“加工型民粹”。前者十分常見，主要訴求就是“反建制”，目標對准舊體制和既得利益集團。後者在不同脈絡下有不同表現形式，是經由後天加工塑造的民粹思潮，尤其是在社交媒體“後真相”時代，民粹的再加工、再生產和再包裝，易如反掌。
柯文哲、韓國瑜的崛起，主要得益於“原生型民粹”。柯粉是一群中上階層的都會區精英群體，他們在經濟上屬於“既得利益者”，但政治上在藍綠對立格局下抑鬱已久，長期缺少強而有力的代表人物，柯文哲的出現為其“超越藍綠”、“第三勢力”等主張提供了實踐路徑。因此，柯粉的“反建制”是意在顛覆藍綠二元政治結構，只不過最初被民進黨順勢用來打擊國民黨，一旦柯文哲自組政黨、展現獨立的政治訴求，白綠“敵我矛盾”就迅速突顯出來。
韓粉的訴求比柯粉更接近“原生型民粹”，因為韓粉的兩大支持基礎退休軍公教和中南部“庶民”階層，都是近年來的“失落者”。前者是因為當局年金改革導致該群體喪失“既得利益者”地位，再加上其政治價值觀與韓國瑜親近，變為“鋼鐵韓粉”主力；後者則是島內長期低薪環境下對現實生活不滿的“沉默大多數”，在網絡社交媒體影響下，迅速被韓“賣菜郎”、“發大財”與“CEO市長”等形象牌吸引，找到了寄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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