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應當超越台灣政黨政治的制約。
政黨惡鬥是台灣政治轉型以來形成的政治困境，政治人物、政治派系和政黨都以民主、自由為借口，任意擴張個人利益和小集團利益，對構成民主政治的基礎的公意的公共利益隨意踐踏。馬英九當政7年無法突破台灣社會的政黨惡鬥的政治困境，內外施政面臨重重牽制和阻力。2008年馬英九上任以來，一方面，在承認“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打開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門，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和大多數台灣民眾的支持。另一方面，馬英九試圖在島內緩和綠營的反彈，卻無法弭平藍綠之間的裂痕，民進黨和國民黨之間的權力惡鬥日益劇烈，國民黨內的政治鬥爭也此起彼伏。從兩岸兩會恢復談判的開始，民進黨就採取了強烈的反對、反彈、反制的態度，從街頭抗爭到議會封殺，民進黨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但是由於民意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勢所趨，民進黨在反“ECFA”、反開放陸生等議題上被迫退縮。2012年馬英九連任後，“油電雙漲案”、“美牛進口案”、“核四案”等重大政策上遭遇民意的強烈反彈，導致決心改革的馬英九當局不得不調整政策，這些政策的反覆已經反映出馬英九當局對於島內政爭的無能為力。2013年6月，《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簽署後，被民進黨強力擱置在“立法院”無法生效實施。2013年8月發生了社會運動團體動員號稱20萬人在台北街頭抗議，使民進黨一些人意識到社會運動力量的可以利用。2014年3月民進黨利用“太陽花學運”迫使馬英九當局不得不承諾先通過“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再審議“服貿協議”，“服貿協議”被實質長期擱置，對兩岸關係的發展造成了重大衝擊。兩岸關係的挫折，加上社會運動的衝擊，民進黨趁機在台灣社會掀起“反中反馬”的浪潮，導致國民黨在2014年底的“九合一選舉”的慘敗，而馬英九也不得不辭去國民黨主席以示負責。
4、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紅利需要惠及更多的台灣民眾。
近年來的台灣經濟衰滯顯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國際金融風暴的衝擊是外部因素，政治環境的惡化則是內部因素，加上傳統的以代工為模式的產業型態創新能力不足，傳統中小企業的轉型缺乏動力。作為當政者的馬英九未能有效改善台灣內在的政經環境，成為了社會普遍不滿的責任承擔者。台灣民眾對馬英九當局的最大不滿是經濟建設的政績不彰，台灣經濟處於衰頽和停滯狀態。在上任之前，“馬上好”是國民黨給民眾的期望，馬英九曾經明確提出“633”的目標，即經濟增長率達到6%，失業率降到3%以下，人均年收入達到3萬美元左右。然而，執政7年，如今台灣經濟增長率依然在2%上下掙扎，失業率在4%左右起伏，人均年收入側依然在2萬美元徘徊。相較於亞洲四小龍的其它經濟體，從2014年人均GDP排名上看，新加坡已經遙遙領先，全球排名第8，達到54776美元；香港也保持了領先態勢，全球排名第25，達到37777美元；韓國也進步明顯，排名第33，達到24329美元。台灣勉強維持在38名，依然是20930美元，落在了四小龍之末。與尚可自慰的排名相比，台灣民眾的感受則低落了很多。第一，薪資多年不漲，而物價則不斷攀升，尤其是都市區的房價成倍增長，普通民眾的生活壓力上升。第二，少子化加上高校數量的擴張，使得青年一代普遍接受高等教育，然而初入職場的待遇偏低，失業率則高達12%左右，青年一代的生活壓力更是明顯。第三，台灣的中小企業以家庭為單位的製造業和服務業為主，台灣政治經濟環境的惡化造成中上層工商業的普遍出走，工商業的出走也造成了島內消費環境的衰退，使傳統的台灣中小企業感受到越來越沉重的經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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