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政治關係的檢視：九二共識的貢獻與侷限
自2008年以來，由於兩岸執政黨的信守，九二共識成為當前兩岸和平發展現狀的政治基礎。其關鍵作用是確立兩岸“主權重疊”的共同認知而又包容雙方對行使主權之主體的各自表述，從而促成兩岸藉兩會開展準公權力的接觸與合作，成就兩岸和平發展的現狀。特別是對台灣而言，面對內外部政經與安全形勢的變化，馬執政之初即必須處理過往台灣領導人無須傷神的“和中”選項，僅需固守“親美”與“友日”路線即可。因此，馬政府雖拙於內部治理與民心掌握，但基於九二共識得以維繫台海和平及兩岸互動，並使之成為平衡“和中”與“親美”的穩固支點。然而，九二共識卻也因刻意擱置兩岸“主權爭議”的難題。因此儘管兩岸關係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相互默認彼此治權而成就了兩岸和平發展的現狀，卻亦致使兩岸遲遲無法處理外部主權交集但互斥的爭議，從而成為阻礙兩岸商談政治定位、共同參與國際組織、加深台灣民眾不信任感的主因。
此外，綠營將九二共識矮化為國共共識，大陸方面亦窄化其內涵，在兩岸間只提一中略過各表，在國際上更貫徹一中反對各表，於是民進黨強調“中國不是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是台灣、台灣不是中國”的簡單邏輯顯得合理，成功的將九二共識汙名化，並理直氣壯地將｢中華民國等於台灣”。苦的是堅守“一中憲法”一國兩區的國民黨，不僅須因應大陸仍迴避｢中華民國”仍存在的“主權爭議”難題，還得費心揭露綠營將“主權異化”的企圖。由此觀之，兩岸內部治權分立共存是現狀；但兩岸外部互動上主權重疊又零和亦是現狀，否則大陸方面為何從未停止追求對｢中華民國”國際人格的完全繼承，但又反對台灣方面放棄現有以“中華國家性”(Chinese Statehood)為基礎轉而尋求以台灣為主體的國際人格。這突顯九二共識雖確立兩岸內部治權分立的事實，但卻無法滿足兩岸外部主權共享的需要。從國際組織參與、區域經貿合作到兩岸在領土爭端上的協作，甚至軍事互信的探索和台美關係的轉型等，皆顯示兩岸互動從“雙邊合作”延伸至涉及他方的“多邊合作”之需要性與急迫性。
換言之，今後九二共識延伸與創新的重點首先在於(1)還原一中及各表並存的完整性，以避免在台灣持續遭到汙名化，此亦是國民黨朱主席強調｢求同尊異｣的精義；其次是(2)推動兩岸雙方治權從默認到承認、對外主權從爭奪到共享。前者是九二共識的法制化，是兩岸內部關係深化與不可逆的制度化所需的法律基礎；後者是九二共識的外部化，是兩岸在國際交往上從零和對抗到和平共存所需的思維突破，從單方面善意釋放邦交休兵的默契，到雙方共議如何共享“中華國家性”的原則，使之成為不可逆轉的通案模式。
兩岸政治關係滯後的心靈因素：連結兩岸分岔的去殖民化歷程及史觀
事實上，從大歷史的角度觀之，台灣民眾希望當家作主、昂首於世，甚至偏安自保、永久分立的糾結，從而體現為兩岸間種種不信任感與敵意的來源，皆可歸結至歷史脈絡中可追溯到的兩條源頭相同、目標相同，但分岔的“去殖民化”歷程。國民兩黨有責任透過共同史觀的探討及構建，來還原兩岸本有的共同記憶，並藉此成為兩岸青年世代產生親近感的土壤，以破除當前兩岸青年因缺乏客觀歷史縱深感而對兩岸關係定位的認知虛無化及自我化，囿限於自身利益的算計，以及片段與扭曲歷史詮釋的影響。
眾所周知，整個中國自19世紀末葉起，是在西方列強的船堅礮利下被迫開始從近代化走向現代化。國、共兩黨在大陸所競爭的是如何擺脫前述地位的不同路徑，但目標都是藉由現代化來振興中華，以重建民族自信，擺脫列強的操控，收復失土。從台灣的視角看來，從明末開始台灣從移墾社會轉型為文治社會的“近代化”歷程，就是“內地化”的歷程，並且在1880年代成為與中國本部各省相同的一個省份。 然而就在沈葆楨與劉銘傳以內地化成果為基礎，準備建設台灣為中國探索現代化的試點櫥窗時，台灣無奈於1895年後淪為日本殖民地。從此，台灣在整個中國去殖民化的歷程中，形成自身去殖民化的命運與記憶。隨著時間推移，歷經清廷割據、日本殖民、國共對峙、國府威權統治、民主轉型、兩岸和解、大陸崛起，台灣民眾對“中國”的情結與投影，至今仍在“被迫賣兒的母親”、“文化血脈的原鄉”、“互利共榮的夥伴”、“謀求復合的鄰居”、“政經崛起的異國”之間的愛恨情仇中糾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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