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4月30日電／《工人日報》報道，繼郭敬明、張悅然和韓寒之後，安妮寶貝終於耐不住寂寞，出任新經典公司“年度大戲”《大方》雜誌的主編。安妮寶貝在接受採訪時說，“《大方》是一本‘暫時離開信息、應景、熱鬧、時效話題’的雜誌書。推出《大方》的目的，是要在這一個喧囂的時代倡導一種敬畏寫作、專注閱讀的態度，給讀者以世界文學版圖的真實面貌，與現今快節奏、短信息的時代拉開距離。”
在《新民周刊》這篇《偶像取代作家 文學雜誌洗牌》的報道中，帶給我們的思索是多方面的，隱藏其後的衝突也是明顯的，比如安妮寶貝所謂的“倡導一種敬畏寫作、專注閱讀的態度”就能給公眾以詫異的感覺，最起碼與報道中微妙的主題不符合吧？
道理很簡單，這些雜誌書之所以受到關注，除了主編個人的名氣和魅力外，恐怕更在於“商業上的成功，而不是文學本身。”而這顯然與主辦者聲稱的目的有些遙遠。對此，我們該如何審視？
筆者以為，“偶像取代作家”離“敬畏寫作”有多遠，仍是一個值得考量和觀察的課題。與其說“偶像取代作家”是文學版圖發展的選擇，不如說是商業力量裹脅文學的現實寫照。大眾文化的勃興，消費社會的繁榮，使文學被大眾消費，也使安妮寶貝們成為公眾消費品，成為娛樂偶像。這由此而產生的強大合力，集體造就了安妮寶貝，乃至成了一種不可忽視的現象。要不然，創辦雜誌書成功的郭敬明也不會引用媒體的誇張性描述：“郭敬明的書，就算裡面是白紙也能賣個幾十萬册”。深入“偶像取代作家”的肌理，我們難道不能發現同樣的事物軌跡嗎？只不過對安妮寶貝來說，是一個後來者罷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