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24日電／文化名人確實更值得我們紀念，但不必特地以塑像和安放骨灰的形式來進行——尤其是在地壇這一重要而特殊的地點。
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中國自古就有祭祀的傳統，其中以祭天地日月南北四方最受重視。人們對於自然萬物的崇拜與皇權緊密結合在一起，逐漸成為帝制時代的一種重要的行為、制度與傳統。始建於明代嘉靖九年（1530年）的北京地壇，就是一座明清兩朝祭祀“皇地祇神”的場所，現在也成為了一座接待萬千游人的著名公園。
在這樣的場地安放一位當代作家的骨灰、為之塑像，顯然是不妥的，這不僅關乎史鐵生家人和讀者的想法，也關係到文物保護、園林規劃、文學創作與文化批評和城市規劃與建設間關係等方面的議題。而且，如果這樣的提議獲准通過，勢必會引來一大批人關於要在公共空間建放名人雕像的要求，而所謂“名人”的確立標準又本來就不明確：為什麼地壇能安放一位作家的骨灰，故宮就不能塑幾位文物學者的雕像呢？
對於文化的尊重，我們完全無需類似的簡單紀念方式來完成。作家是靠作品來說話的，沒有作品也就不成其為作家；真正懂得一個作家的讀者，只會在他的作品當中尋找他、理解他、紀念他，根本沒有必要對著一個新塑的偶像去觀摩崇拜。那些呼籲地壇“接收”史鐵生的讀者們，顯然也沒有深刻地讀懂史鐵生的文字，在《我與地壇》的末尾，史鐵生寫道：“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將一個歌舞煉為永恒。這欲望有怎樣一個人間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計。”正是文字中的荒涼感與虛無感成就了史鐵生與地壇的情緣，就算史鐵生自己，也恐怕絕對不會在乎身後是否會被安葬於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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