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武俠小說家、著名報人金庸（原名查良鏞）對中國共產黨的了解和認識，也像普通人一樣有一個不斷認知的過程。在進入香港報界的初期，金庸對中共的認識是迷茫又充滿恐懼的，原因是他的父親查樞卿在祖籍浙江海寧縣袁花鎮土改鬥爭中作為地主受到鎮壓。1959年，金庸放棄寫作而主持《明報》編務。他作為剛創刊不久的明報社社長和主編，每天都必須為這張報紙的頭條寫一篇社論，這時候金庸的政治觀點便開始變得明朗起來。
金庸的政治社評具有旗幟鮮明的特點。縱觀金庸在《明報》初創時期親筆撰寫的數以百萬字計的社論，絕大部分是針對國際社會發生的重大事件、尤其是對英國政府的香港政策加以評論，也有一些是他對祖國內地“文革”前後各項政治運動發表的意見。從這些社評中不難看出，金庸對中共的不滿情緒多來自於當時的極左思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觀點，大都體現在內地發動“文化大革命”以後金庸執筆撰寫的社論。在這場運動開始後不久，金庸幾乎每天寫一篇社評。所有評論又都是針對前一天在內地發生的重大事件。例如金庸對於紅衛兵揪鬥劉少奇和鄧小平表示了極大的不滿。他為此在《明報》上針鋒相對地發表題為《本港“左派”擁護劉少奇》的社評。金庸還針對林彪和江青一夥在香港《明報》上不斷發表措詞嚴厲的文章，這引起了他們的反感，但是林彪和江青一夥對於香港《明報》又鞭長莫及。香港《明報》在那一時期曾被內地列為“反動報刊”。當然，金庸的政治性社評也並非至善至美，特別是他對中共一些政策的理解，由於他多年居住香港，對內地的了解難免存在片面性，所以在他主辦《明報》期間，在他筆下也有意無意地出現了一些與事實相悖的偏激之詞。
不過，這並不影響金庸對祖國內地的向往，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內地形勢日新月異，更加激起了金庸早日返回內地看一看的強烈願望。儘管金庸1948年離開大陸前往香港定居以來，他已經先後三次越過了羅湖橋，回到了內地的土地上。金庸第一次從香港來到北京是在解放後的1950年，當時他希望通過從前在香港文化界結識的友人喬冠華，借以實現他從小就萌生的“外交官”之夢。不過由於他的家庭出身等諸多原因，此次北上這一願望沒能實現。金庸第二次回到內地是1953年，當時他要返回杭州和上海處理與前妻杜治芬的離婚事宜。第三次是1962年，他因事回到廣州。這三次內地之行，對於金庸來說都是來去匆匆。所以在金庸的記憶中，內地給他留下的始終是一片灰暗的色彩。尤其是在“文革”期間，金庸在香港所能獲得的信息，幾乎都與“四人幫”一夥搞的“打、砸、搶、抄、抓”有關。所以金庸在“四人幫”被粉碎以後，對祖國內地的關注和向往就變得更加強烈。他很想再一次返回內地，特別是前往首都北京去看一看，看看經歷過“文革”浩劫後的內地究竟發生了怎樣的巨變。不過金庸始終沒有輕易提出回內地訪問和參觀的要求，因為他擔心自己“文革”期間在香港《明報》發表的那麼多過激的言論，回來後會不會受到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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