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26日電／對中國人而言，過去十年，城市已經取代了鄉村成為最普遍的生活環境。這意味著吃飯要燒氣，出行要靠汽車，穿衣靠買；意味著須臾不可離開互聯信息、銀行證券；更意味著中國人也前所未有遭遇到了現代城市社會造成的環境危害。P M2 .5、霧霾、水氧化物污染、土壤酸化、重金屬污染、垃圾圍城，這些專業的環境詞匯不僅為國人所熟悉，而且已成為當下中國眾多社會衝突的源頭之一。去年環保法修訂，國務院公布了“國十條”，環保部也做出了具體的環境規劃，這一系列措施昭示著環境已被當做一個政治問題來被對待。然而，環境治理不僅是一種生活要求，一個政治任務，也有著其科學邏輯。未來十年，中國城市化將更加深化，環境壓力會繼續增大，我們該如何應對？南都記者就此專訪了全國人大常委、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王毅。
環境治理依然是總量控制策略
南方都市報（以下簡稱南都）：很多學者和相關人士認為，當前環境治理政策還處於總量控制階段，這種策略已經跟不上信息化以及城市化發展的速度。相關研究表明，環境已成為中國社會最被關心的議題，這種關心與環境治理策略的滯後形成明顯對比。你怎麼看待？
王毅：中國現代化發展過程可以說史無前例。眾所周知，發達國家走的是先污染再治理的路徑，我們依舊沒有擺脫窠臼。當然中國有自身發展的規律，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有中國這麼大的規模，這麼快的經濟增長，產生了這麼嚴重的問題。其次，我們國家發展過程中，沒有把發展和環境之間的關係處理好，環境污染控制的力度與經濟增長的速度差很多。再次，我們制定了很多環境法條和政策，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實際上我們也做了很多努力，比如廣州治理城市內河就非常典型，兩年花了486億。但是治理技術的採用、規劃的制定是否正確則是一個問題。環境治理還是要依照規律，治理河流污染要按照流域來，不能以幹流和支流來考慮。而且治理本身應該是綜合性的，不能只針對源頭，還有河道整治、容量治理等等問題。上述三點綜合起來，導致目前環境問題的出現。
總量的治理策略是基於中國現實的考慮，環境問題如此多，但資源畢竟有限。按照不同口徑算，目前環保投入占整個G D P的1%－2%，相對有限的資金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而且污染控制僅僅是環境保護的一個方面，還有生態保護、資源保護等一系列問題。政策角度考慮，要選最重要的問題來抓。那是什麼呢？“十一五”規劃就先抓兩個污染排放，即C O D （水污染中的所需氧化量）和二氧化硫。實際上，總量控制的辦法是從“九五”開始，當時實現了這一目標。我個人以為這與1997年金融危機有關，為了應對危機，採取了積極財政政策，一下上了很多的環境基礎設施。但2000年後，環境治理的速度再也沒趕上經濟的快速增長，“十五”計劃減10%，沒有實現目標。所以“十一五”最後只選擇了兩個核心的指標。
南都：這是否也是因為大氣污染十分嚴重，必須要抓緊治理？
王毅：大氣污染確實嚴重，這兩年最重要的是PM 2.5的污染。污染的形成，是一個科學的問題，特別是我國的情況可能要比外國複雜得多，隨便就能數出五六種最主要的污染物，如氮氧化物、硫氧化物、一氧化碳、氨。加上直接排放的微粒和臭氧，又形成二次污染物和無極污染物。所以控制其中一種肯定不行，必須要控制多種污染物，以減少PM 2.5的主要來源。但問題就是只知道污染源的大致方向，做不到非常精確。北京、廣州有過十年以上的積累，相對還能對污染源做一些分析，其他剛開始測的地區，主要污染源是什麼都不知道，根本談不上控制。
從治理目標來講，我們希望從總量控制走向質量控制。為什麼一直沒有這麼提呢？就是因為評估後發現，很可能實現不了。質量是一個綜合指標，PM 2.5為什麼會是大氣污染的核心指標，不僅因為它是污染物指標，而且是空氣質量的一個象徵。它代表了若干種污染物的最後集成，實際上更是一個空氣質量的衡量指標。
要從總量向質量過渡，要提供一個生態系統的服務，這是整體轉型的問題。確定指標之後，繼而制定什麼政策，再制定何種制度保障，這是下一個層面的問題。研究論證之後，就要提出具體的措施，建立什麼樣的保障，要在多少年完成。目前來看我們總體的論證研究並不到位，但現在一下就提在兩年內要下降多少的目標。目前看，不同的城市論證是不夠充分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