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2日電／迄今為止，國內大多數智庫在相關部門的決策過程中基本處於可有可無的地位（部門直屬的智庫參與決策的程度可能高一些，但獨立研究的程度則相對要低一些），這種“需求”嚴重不足的供求關係是制約智庫發展的深層次原因。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是我國第一次對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系作出具體的指導。該意見蘊含深刻的改革理念，其指導意義絕不限於狹義的“智庫建設”，而關乎決策機制的革故鼎新。
日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提出到2020年，統籌推進黨政部門、社科院、黨校行政學院、高校、軍隊、科研院所和企業、社會智庫協調發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鮮明、規模適度、布局合理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系。這是我國第一次對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系作出這樣具體的指導。該意見蘊含深刻的改革理念，其指導意義絕不限於狹義的“智庫建設”，而關乎決策機制的革故鼎新。
智庫的存在是因為決策的需要，因而智庫的發展取決於決策部門對其研究成果的需求。美國作為當今唯一的超級大國，擁有智庫1800餘家，占全球智庫總數的四分之一強，其中350家集中在華盛頓，而且主要集中在白宮、國務院和國會四周的地段。單從這一布局態勢看，美國智庫與政府決策的緊密關係就可見一斑。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間，我國智庫數量也在不斷增加，現已達到426家，排名世界第二，與我國經濟規模的成長尚成正比。但就影響力而言，在全球頂級智庫中，中國智庫最好的排名是第20位。無論從排名還是數量的角度來看，這都與我國目前的國際地位極不相稱。迄今為止，國內大多數智庫在相關部門的決策過程中基本處於可有可無的地位（部門直屬的智庫參與決策的程度可能高一些，但獨立研究的程度則相對要低一些），這種“需求”嚴重不足的供求關係是制約智庫發展的深層次原因。
為什麼可有可無？一是各決策部門認為自己是相關領域的主管單位，掌握著最全面的決策信息（包括政策和數據），是這個領域的權威，智庫不可能提出更高明的主張。二是沿傳至今的決策程序基本是由主管部門就某一事項擬一份報告，送呈領導批覆。批覆同意了，決策就形成了。這樣的報告都是以陳述決策方案的利好為主，而對存在的風險和弊端或省或略，不利於領導全面了解與該項決策有關的信息，可選擇的餘地也很小。三是沒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給“拍腦袋決策，拍屁股走人”的不負責任決策留下了生存空間。近年來，國內不少大型企業實行“走出去”戰略，投資範圍遍布世界各個角落，投資金額越來越大，但是很少有企業事前委托智庫進行課題研究，哪怕只是了解一下投資目標國的政治經濟走勢及存在的風險。事後也很少有企業願意提供具體信息數據，供智庫研究分析，總結經驗教訓，以提高海外投資的效益和規避風險的能力。在發達國家，大企業對智庫研究成果的重視程度不亞於政府部門，而且是智庫經費的主要捐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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