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社會，行善幾乎都是一種稀缺資源，是一種珍貴的社會資本。因此，幾乎所有社會的律令倫理都鼓勵行善，鼓勵人們幫助他人。在正常的情況下，當一個人做善事之後，他（她）得到的往往是正面的回饋，無論是物質上的，還是精神上的。如果一個人做善事之後，得到的回報是負面的，那就會扭曲人們的行為動機，降低甚至摧毀其行善的積極性。
當然，在一些特殊的情形下，究竟是“行善”還是“作惡”難以辨析清楚，或者證據不夠充分，或者雙方各執一詞。南京“彭宇案”和正在二審的天津“許雲鶴案”讓很多人心灰意冷，原因在於，這兩個案件的法官在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充分）的情況下，都認為被告的行為構成了“作惡”而非“行善”，並讓其承擔份額不小的賠償責任。
在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充分的情況下，法官究竟該如何判決這樣的案件？
根據民事訴訟的基本原理，誰主張誰舉證，即原告對自己的主張負有舉證責任，如果不能舉出證據，將承擔敗訴的後果。也就是說，起訴彭或者許的原告必須舉出被告“作惡”的證據，否則就只能接受敗訴的結局；哪怕被告著實“作惡”了，如果原告不能舉出證據來，也只能自食苦果。
司法審判的關鍵是講證據，沒有證據通常會讓發起訴訟者承擔風險，尤其是在民事訴訟中。這是因為，司法審判無法（徹底）還原經驗意義上的“事實”，而只能根據法律上的“事實”作出裁決，只能根據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作出判斷。在很多情況下，還原經驗意義上的“事實”不僅成本巨大，而且不具有可行性，因為曾經發生過的“事實”無法重複，正如“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一樣”。由此，司法審判只能根據爭議各方提供的證據進行推理論證，對於不能提供證據的起訴者，其主張無法獲得支持，無論經驗意義上的“事實”是否有利於他（她）。
而“彭宇案”和“許雲鶴案”判決遭人詬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法官在原告不能舉出證據證明自己主張的情況下，仍然判決支持其訴訟請求，並令被告承擔賠償責任。既然原告不能證明彭或許的行為造成了傷害，怎能讓被告承擔賠償責任？民事責任的基本原則是過錯責任，即在一般情況下，當事人只對自己的過錯承擔責任，如果沒有過錯，則不承擔責任。這是現代民商事法律的基本歸責原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