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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冀豫：為何左右兩派都罵宋彬彬

http://www.CRNTT.com   2014-03-16 10:43:40

2014年1月12日，公開道歉後的宋彬彬（右二）與同學們聊天、合影。北師大實驗中學90年校慶時，宋彬彬被評為“知名校友”，她的“八一八”照，也被放大了竪在校園裡。這次校慶撕裂了許多東西，宋彬彬所在的1966屆高三3班的校友錄博客不斷被訪客攻擊，他們聚會時端著紅葡萄酒慶祝的照片，被說成“喝著校長的血”。 （韓萌/圖）   “那是女附中的校恥” 　　“宋彬彬到底有沒有打人？” 　　第一個在官方層面提出這個問題的，是中共中央組織部調查組。1980年代，在美國留學的宋彬彬被人告了。 　　1980年，宋彬彬去了美國，就讀於波士頓大學地球化學專業。就在這期間，有中國留學生舉報她：“宋要武”怎麼來上學了？她是個殺人狂！中國大使館很緊張，要求中組部調查。 　　他們得到的回答是：沒有看見。 　　說這句話的人，是時任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教導主任的王本中。 　　戴著一副黑框眼鏡，總是給人溫文爾雅印象的王本中已74歲。他在這所學校工作了40年，甚至“實驗中學”這個名字也是他的創意。當年，他是名年輕的數學教師。“八五”那天，他戰栗不已。2014年1月12日的道歉會上，他發言：“那是女附中的校恥。” 　　有了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的證明，宋彬彬才得以完成學業，1989年成為麻省理工學院的第一位來自中國的地球化學女博士。她很感激學校。 　　她又一個沒想到：多年後，“宋要武”與“校長之死”再次進入公眾視線，攪動民間塵封的“文革”傷痛，實驗中學亦是始作俑者。 　　卞仲耘之死是實驗中學的一個避諱話題。她死後幾十年，學校再沒人提起卞仲耘這個名字。直到1980年代，才有一名目睹其事的女生寫了一篇相關文章，《女性的野蠻》。文中還原了那場揪鬥的發起過程：“……一天下午，這一派的一些同學在教室裡開會，‘我們要堅持鬥爭的大方向’，‘走，打黑幫去！’” 　　文章的作者王友琴，從此也與宋彬彬的名字連在了一起。 　　時為高一3班學生的王友琴在女附中連跳兩級，在班裡年紀最小，給人以羞澀、很少說話的印象。1979年，她以全國高考文科狀元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後赴美留學，成為芝加哥大學中文教師。幾十年間，她回國做了大量有關“文革”受難者的採訪工作，成為有影響的海外“文革”研究者，被民間稱為“有良知的歷史義工”。由於她的文章，“八五”才進入公眾視野。 　　當年目睹校長被自己教出來的女學生毆打、侮辱乃至死亡過程的女生們，也都開始撰寫回憶文章。連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在其所著的《紅色家族檔案》中都提及了此事。 　　影響最大的還是王友琴。除了先前幾篇文章外，她記錄659名“文革”死難者故事的專著《文革受難者》於2004年出版，對卞仲耘之死的描寫有兩萬餘字。 　　然而，她關於此事的文章，逐漸引來了海內外“文革”研究者越來越大的爭議。有人指責她用“蒙太奇”手法歪曲事實。 　　在多篇文章中，王友琴對宋彬彬使用的稱呼是“紅衛兵負責人”。實際上，在卞仲耘之死的當天，北師大女附中是否成立了“紅衛兵”，都是一個問題。類似的問題還有一連串。 “‘宋要武’害了宋彬彬” 　　第一個提出這些問題的人，也是當年的女附中學生——在串聯中發現“宋要武打死了六七個人”傳單的葉維麗。 　　“文革”後，葉維麗也赴美留學，做到馬薩諸塞大學波士頓分校歷史系的終身教授。她父母跟卞仲耘是熟人。那段往事隨她一起漂洋過海，不時出現在她的噩夢中。 　　2002年，她回國休假，開始調查“八五”。她先走訪了幾個同學，又參加了北師大實驗中學的85周年校慶。她發現學校做了一份宣傳材料，《女附中歷史大事記》從1917年到2002年，這份材料有兩段空白。 　　抗戰時期是八年空白——實際上那八年，學校在日偽統治下並未停課；“文革”十年也是基本空白，只提到，學校的校名由“附屬女子中學”改為“附屬實驗中學”。 　　不過，這份材料上印了一批國家領導人的照片。他們的女兒畢業於此。 　　一雙親切的大眼睛，一頭幹練的短髮自然向後盤起，白淨圓潤的鵝蛋臉掛著笑容。卞仲耘的容貌還跟葉維麗記憶中一樣，永遠停留在幾十年前。她和歷屆校長的照片擺在操場上。葉維麗在照片前站了15分鐘。沒有一個人有興趣問過，幾十年前，這位校長被自己親手教出來的學生打死在校園裡。 　　不久，葉維麗就找到劉進採訪。劉進發現，自己對當年好多事情都記不清了。這種刺激讓她啟動了自己的調查。 　　對校長之死，劉進也是刻骨銘心。1980年代初清查“三種人”（“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分子）時，劉進曾被有關部門調查過。她說：校長被打死，我是學生代表會主席，我有責任，要抓我坐牢我就去。 　　這位當年的政治明星為“理想主義”付出了巨大代價。在內蒙古插隊時她直言不諱，就此喪失了像宋彬彬一樣上大學的機會；回北京後她曾在中組部工作，當著部長和眾人的面大聲提意見，把局長急得直冒汗。最後她主動離開，做了一名出版社編輯直到退休。 　　葉維麗去拜訪了卞仲耘丈夫、八十多歲的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退休研究員王晶垚。發現他手中有些手寫的“八五”相關材料和法律文書，字跡已經難以辨認。怎樣把這批材料搶救出來？她找到另一位女附中畢業生於羚。 　　“我不能忘，不會忘，我也不敢忘。”於羚這樣形容自己記憶中的“八五”。那一天，她親眼看到了瀕臨死亡的校長。“我義無反顧。”於是，她每天坐公交車穿越半個北京，去王晶垚家幫忙整理材料。她從頭學習電腦打字，整整用了三年時間，終於全部整理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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