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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辨析：孫中山最具爭議的“革命”行為

http://www.CRNTT.com   2013-02-02 09:18:25

三 　　如何理解孫中山當年的這些做法呢？俞辛焞教授強調要注意到孫中山之對日有策略上的考慮和態度上的變化，反對從“思想認識論”的方法出發，把歷史人物的言論行動與其思想認識的水平簡單地等同起來，但是他卻並沒有真正跳出他所批評的這個“思想認識論”的框框。說“孫中山對日本侵華有一貫明確的認識”，進而推斷說孫出讓滿洲權益之類的言行是基於“革命的短期利益”而採取的一種“暫時犧牲部分國家權益”的策略手段，也就是把用人物言行來推斷人物思想的方法倒過來，用人物思想來倒推人物言行的動機罷了。[4]何況，俞教授關於“孫中山對日本侵華有一貫明確的認識”這一判斷，說起來其實也只是根據孫中山的一些只言片語所推斷的孫中山的思想認識而已，其未必比李吉奎教授等人從孫出讓滿洲權益的言行，所得出的孫民族意識淡薄和對日侵略本質認識不清之類的推斷更加有力。 　　當然，說“孫中山對日本侵華有一貫明確的認識”，對不對呢？至少也不能說錯，因為俞教授確實找到了一些李吉奎教授等不大注意的孫中山對日求援期間批評或警惕日本的片斷言論。但俞教授和其他許多為孫中山辯護的學者忘記了一點，即“孫中山對日本侵華有一貫明確的認識”，卻並不等於孫中山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有一貫明確的概念。 　　研究歷史，最要緊的方法，是要把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放到它們當時所在的那個特定的歷史環境當中去。孫中山所處的那個特定的歷史環境，正是中國剛剛開始接受西方民族國家的觀念，準備重塑中華國家的那個對主權和領土概念正在熟悉和形成過程中的十分混亂的過渡時期。同其他中國的志士仁人一樣，孫中山最初不可能有一以貫之的明確的主權和領土概念，是可想而知的。更何況，孫中山最初成長的中國，還是一個典型的專制帝國，國家及其權利，從來都是少數人之私，或予或奪，任由其便。正如慈禧辛醜年對列強之作為，愛國也好，賣國也好，在其眼中，都與國人無關。 　　如果要拿我們今人的觀點來看當年的孫中山，李吉奎教授所說孫中山最初革命時“民族意識是淡薄的”，自然是有道理的。回避或者隱瞞孫中山當年不那麼“愛國”的事實，實在大可不必。對歷史上的問題，關鍵在於理解。此即所謂不為古人諱，但為古人解，這是我們做歷史研究的一條原則。關於這一點，陳寅恪先生有過一段很精辟的話可以記在這裡。他說：今人研究歷史，首先要能“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同情”。在這裡，“同情”兩個字或許容易給人以太強的感情色彩，因此我更願意用“理解”一詞來對其稍加限制。即對歷史上的人或事，應在理解的基礎上表一種同情。用這樣的觀點來看孫中山當年對日本的態度，我們應當能夠發現，這種理解的同情態度也許比什麼都重要。因為眾多學者之所以極力為孫中山辯誣，不承認孫中山曾經不那麼“愛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是在用今人的觀念來要求古人。他們以為，既然孫中山最早高舉起“民族主義”的大旗，提到了列強瓜分的危險，他自然也就是最愛國的。問題是，在當時的孫中山看來，無論是暫時出讓滿洲權益，還是引入日本顧問，借助於日本援助，與愛國並不矛盾。因為，孫中山當時內心裡想要去愛的那個國，既不是滿清統治的大清國，也不是袁世凱後來鬧帝制醜聞的那個假民國。 　　習慣於把國家看成一家一姓，或一黨一派的私物，相信這個國是你的，那個國是我的，犧牲你的國，不等於犧牲我的國，在近代民族主義生長過程中絕難避免。專制皇帝如此，革命者也莫不如是。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近代任何民族國家的形成，都需要經歷相當的過程。不僅要經歷一個大多數人經過民族主義思想啟蒙，逐漸認同自己的特定國民身份，進而自願履行其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義務的情感歸屬過程；而且還要經歷一個對現代意義上自己國家主權和領土範圍的認識和界定的過程。想當然地把我們今天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理解與當年孫中山的理解混為一談，只能是對歷史的不求甚解，是不了解我們今天所談論的“民族意識”，並非與我們這個民族與生俱來，而是要經過許多年的生長和發展才可能成形的。 　　以當年清王朝簽訂不平等條約為例，難道所有那些主權喪失和領土租借都是列強威逼索取的結果嗎？深究歷史，我們可以看出，相當一些問題的造成根本上就是清王朝缺乏主權領土意識，害怕麻煩，主動放棄的結果。像領事裁判權的讓予，協定關稅辦法的提出，最初都是清廷圖省事的自以為得計之作。包括最初在廣東沿海租讓一兩個小島給洋人屯貨暫居，不也是不願意開放口岸，害怕洋人進城的結果嗎？堂堂國家之代表清廷上下尚且如此認識，一個單槍匹馬，一意以整個國家為敵的造反者，又如何會為自己的革命設定不切實際的鬥爭目標呢？ 　　革命的最高目標就是奪權。要奪清廷之權，根本上先要找到國內大批志同道合、不滿清廷者做革命的動力。但直至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簽訂割讓遼東及台灣的《馬關條約》，除了康有為等並未成事的所謂“公車上書”之舉和極少數官紳士大夫建議拒和、遷都的密奏外，國內各地及其各界人士，何曾有過任何對清廷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不滿的抗議行動呢？拿我們今人的眼光去想象甲午戰爭及其隨後的“瓜分狂潮”一定帶來了強烈的民族危機感，既無助於了解康梁維新派何以仍對包括日本在內的列強各國頗多期望，也無助於了解孫中山最初的革命何以完全不拿清廷的“賣國”做文章。十分明顯，這個時候孫中山最關心的還不是日本與其他列強侵略的危險，而是如何利用國內滿漢矛盾，運動帶有“排滿興漢”色彩的南方秘密會黨來幫助自己推翻清廷的統治。其從1894年創立興中會，到1905年創立同盟會之後，十餘年裡始終高舉“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旗幟，也清楚地反映出他這時的中華國家觀，並沒有與大清帝國完全重合。其中滿蒙地區是否已確定無疑地列入其必欲保全的未來中華國家不可分割的領土之中，就頗成問題。 　　既然孫中山相信革命的目標首重“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那麼，凡有利於“驅逐韃虜，恢復中華”者，孫中山都會舉雙手贊成。即使它可能會對現存的大清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有所損害，也沒有妨礙。同樣的情況，當孫中山發現袁世凱當政的民國徒有虛名，非徹底推翻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國時，他自然也就不會在意借助於日本人之手來打擊北京政府了。這也是為什麼孫中山會在中國甲午戰敗之際向敵國日本求援，而1915年又會在日本占領軍支持和武裝下對北京政權發動軍事進攻的重要原因。對此，唯一可以做出的解釋只能是，孫中山確實不愛國，因為這個國在他眼裡並不是自己的國，而是滿族統治下的大清國和袁世凱統治下的假民國。他想愛的，則是其計劃中且日思夜想的，按照他的主張並由他的黨所領導的那個“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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