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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辨析：孫中山最具爭議的“革命”行為

http://www.CRNTT.com   2013-02-02 09:18:25

四 　　用自己理想中的中國，來代替現實中的這個中國或那個中國，以至於有意無意地把黨派利益與國家利益相重合，這使得近代中國為本黨犧牲彼“國”的現象層出不窮，也使得誰能真正代表中國人民利益的問題長期爭論不休。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國共之爭時尚且如此，更遑論處於中國民族國家尚在萌芽，民族主義初起之際的孫中山？ 　　為有助於理解孫中山當年對日行為邏輯的內在合理性，我們不妨再比較一下至今仍會受到一些台灣學者批評的抗戰時期共產黨“不愛國”的問題。他們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共產黨為保存實力“游而不擊”和在敵後掃除異己勢力的問題上，同時也有批評共產黨不惜“出讓”民族國家利益的問題。比如，1941年4月13日，蘇聯和日本簽訂《蘇日中立條約》，事實上承認了偽滿洲國。這件事自然引起當時的中國政府，即重慶政府的嚴重不滿，然而共產黨人卻對這一條約明確表示歡迎。[5]同樣的情況，1945年8月14日蘇聯利用出兵中國東北之機，迫使國民黨政府簽訂了同意外蒙古獨立和租讓旅順港等有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原則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共產黨方面對此條約也明確予以過肯定。[6]如果我們相信當時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不帶任何黨派色彩的父祖之國的話，那麼，共產黨的態度自然很難被看成是“愛國”之舉。然而，如果我們站在共產黨人的角度，也就是相信未來共產黨統治的中國才能真正代表其父祖之國利益的話，那麼，共產黨的態度又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事情很清楚，共產黨人並非不愛其父祖之國，當它準備建國伊始，中共中央馬上就向蘇聯政府提出了要求外蒙古回歸中國的強烈願望。此舉儘管未能成功，他們還是通過外交努力，很快就收回了被國民黨租讓出去的旅順軍港及交由中蘇共管的中東鐵路。此後，意識形態相同的共產黨中國與共產黨蘇聯之間更是摩擦矛盾頻頻，終至關係根本破裂。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固然十分複雜，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卻也還是因為共產黨堅持“愛國”，因為他們相信，非如此則不足以維護中國的國家權益。 　　其實，在歷史著作中以“愛國”或“不愛國”作為一種道德尺度，來評判近代中國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政治鬥爭各方的是非優劣，是一種極不科學的做法。“文革”後一部名為《苦戀》的電影招致禁演，據說就因為其中表現了一些讓人說不清道不明的知識分子對“我愛祖國，祖國卻不愛我”的痛苦與困惑。而這段話所以說不清道不明，恰恰在於它不僅混淆了“祖國”與“國”的區別，而且頭一個“祖國”與後一個“祖國”也遠非同一個意思。這也就正如今天世界上的華僑，大都熱愛自己的祖國，但他們中有些人卻未必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實。如果我們簡單地把“祖國”和現實中的“國”混淆起來，就會因為他們的這種態度就把他們視同為“不愛國”。這當然是不恰當的。 　　必須指出的是，歷史上幾乎任何取得了中央政府資格的黨派政府，通常都會以煽動“愛國”心的辦法，來作為動員民眾和取得自身合法性基礎的一種重要政治手段。當年德國、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是如此，日本軍國主義政府也是如此。我們絕難依據是否響應某個時期政府的愛國主義號召來判斷歷史人物的愛國與否。因為，從對父祖之國的角度而言，這種愛國其實未必就是真愛國。與此相反，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力主歐洲各國共產黨引導工人群眾抵制戰爭，鼓吹失敗主義，停戰後更寧願割地求和；一些德國科學家二戰期間幫助敵國美國製造足以摧毀自己出生國的原子彈等等，這些看起來近乎賣國的做法，其實又未必是不愛國。歷史有時就是這樣複雜。 　　那麼，我們今天究竟應當如何理解這個“愛國”甚或是“愛國主義”的問題呢？霍布斯鮑姆的如下看法也許能為我們提供一種參考。他說：“愛國主義最原始、最革命性的概念，乃是以國家為基礎而不是以民族主義為基礎，因為這種概念來自主權人民，也就是說，國家是以人民之名來行使治權。”愛國主義者們“所效忠的‘父祖之國’（patrie）並不是現存或先前存在的國家，而是經由人民的政治選擇所創建的‘民族’，這些人民借由民族的創建，打破或至少是疏離了他們與舊權威的關係”。 “在這個定義下，民族乃是全體公民的集稱，他們擁有的權力使他們與國家利害相關，因此，公民才會真心覺得國家是‘我們自己’的。”即在民眾的眼中，這個國家理應與過去私利與特權的國家相區別，即應當是公益和公利的代表。[7]換言之，理想意義上的“愛國”或“愛國主義”，首先就要確定：這個國家是否是經由人民自己的政治選擇，並事實上是經由人民自己來行使治權的，代表全體國民自己利益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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