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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天才的夭折 沈元離世四十年

http://www.CRNTT.com   2010-11-07 11:20:43  


 
  其他右派分子本來都在系裡接受批判,批得不過癮,就上升為全校批判。七月中旬差不多每天都開全校批判大會。晚上回宿舍,路過一些教室,還能聽到聲討右派分子的此起彼落的口號聲。 

  上級要求黨支部將群眾按左、中、右進行排隊。黨員則由上級排隊。我們班上的黨員,很有幾位激進的左派,有的還曾跳上台去和林希翎辯論。群眾中左派較少,中派居多,中派還要分中左、中右。沈元和423房間的幾個同學是中右。右派只有一個,此人名黃友釗。他是因病休學一年之後插班進來的,平時沉默寡言,與班上同學不甚融洽。“五一九”以後,班上的活動他不參加,在全校到處演講,寫大字報夜以繼日。他的模樣,骨瘦如柴,蓬頭垢面,同學們都很憐憫他。但他用濃重的湖南口音大喊大叫:“我就是要反黨反社會主義!”沒有辦法,誰都幫不了他。可能他心靈受過傷害,但沒有人了解他。我自責平時沒有關心過他,此時已無從談起了。不需要揭發批判就戴上了帽子,他被開除學籍,遣送回鄉。八十年代,為右派分子改正的時候,到湖南去找他。鄉親們說,有一天,他出去放牛,連人帶牛沒有回來,不知去向,離奇地失蹤了。 

  一九五七年暑假以前被打成右派的,差不多都是全校聞名的人物。七月九日,毛澤東在上海幹部會上說:北京大學的右派“始終只有五十幾個人,不到百分之一”。可惜這是 “始”,並非“終”,後來翻了好幾番,超過百分之十。 

  本來是要求民主黨派和人民群眾向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忽而殺出回馬槍,把提意見的人打成“右派”。毛澤東自己說這是“陽謀”。批評毛澤東的人說這是“陰謀”。其實, “陰謀”論和“陽謀”論同樣的膚淺,只是追究毛澤東的個人動機;而個人動機之所以能起作用,還有更深刻的原因。問題的實質是制度。民主黨派和人民群眾向黨提意見是實行監督,共產黨是被監督者,民主黨派和人民群眾是監督者。這種監督制度的特征是: 

  第一,能否監督、如何監督,不是決定於監督者,而是決定於被監督者。所謂整風,只有共產黨允許“鳴放”才能“鳴放”。這是一種以被監督者的意志為轉移的監督制度。毛澤東居然制定了六條政治標準,別人必須按照共產黨自己的標準來監督共產黨。 

  第二,共產黨內又是一元化領導,沒有權力的分化。非但民主黨派和人民群眾不能制約共產黨,共產黨內的權力也不能相互制約。無論什麼決定、什麼承諾,說變就變。 

  第三,如果按照監督者的意志來實行監督,有話就說,這種監督是經常性的。以被監督者的意志為轉移的監督,讓你說才能說,矛盾積累多了,不得不讓人說,就成了一場運動。運動一來,鬱結成怨,難免生偏,爭相出氣,互相激蕩,於是“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一變而為“言者有罪,聞者反擊”。

 所以,在以被監督者的意志為轉移的監督制度下,被監督者擁有絕對權力,以運動性的監督代替經常性的監督,無論是陽謀還是陰謀,或者,既無陽謀又無陰謀,總之從整風轉為反右是不可避免的。 

(七) 

  因反右派而延長了學期,一九五七年直到八月中才放暑假,九月初又開學了。
新學期雖然按時上課,中心任務是搞運動。領導上說,暑假以前定的右派分子都是浮在水面上的,現在要深挖水面以下的。 

  反右派的做法是:先由基層黨組織按左、中、右排隊,排出“右派”來,報上級批准;然後授意積極分子在會上公開點名,進入揭發批判階段;最後是戴帽處理。 

  我向上級匯報,我們班在全校“大鳴大放”後就團結一致了,現在挖不出右派來了。上級指出:“你們那裡的沈元不是嗎?《准風月談》就是向黨進攻,座談會上的發言更是猖狂向黨進攻。” 

  我說:“我們黨員確實有錯誤和缺點……” 

  “你當時不組織反擊,是思想右傾,現在認識又上不去,是雙料的右傾。”

  我憐惜沈元的才,想保護他過關。但我所能想到的,只是當了右派就會被開除團籍,影響前途等等,誰料得竟步入死亡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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