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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自由主義：反孔子的“托拉斯”

http://www.CRNTT.com   2012-05-31 12:01:27

中評社北京5月31日訊／“在一個不斷兩極化和激進化的社會中，胡適試圖去尋找一條超越階級鬥爭，和平獨立的發展道路。他致力於學術獨立，科學救國，以至於每次重回北大都帶著一個雄心勃勃的長遠大計。然而，時代偏偏無法給他一個正面求證的機會，他也無力給自己創造任何機會。”  　　此間三聯生活周刊日前登載文章“胡適與自由主義：一種思想和錯位的時代”（下）：  　 反孔子的“托拉斯” 　　胡適畢業，歸心似箭，連博士學位都沒顧上拿。按照哥倫比亞大學的要求，必須將畢業論文出版，並上交100本後才能拿到學位。而胡適此時卻等不及了，一件更大的事業在召喚他。這就是“白話文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倏忽近10年，直到1926年他重返美國交上論文，博士帽才真正戴在了頭上。博士學位問題，甚至成為胡適身後的一段公案。 　　回國前，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在1917年1月號的《新青年》上，同年9月他開始在北大任教。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是在1919年2月出版的，3個月後，便印行了第二版。同時陳獨秀在1918年12月創辦了《每周評論》，胡適的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也在1919年1月創辦了《新潮》。這兩個白話刊物自然是新青年的有力盟友。以胡適為主將的“新文化運動”便從此全面展開了。 　　辛亥革命雖然結束了帝制，但並沒有改變國家衰弱、民生凋敝的狀況。而中國文化的保守性卻依舊如故，沒有喪失它自高自大、自滿自足、居高臨下、傲視四夷的地位。這種“漢族中心主義”(唐德剛語)成為蒙住人們雙眼的面紗，阻礙中國現代化的攔路虎。 　　如果不把孔子和其背後的儒學從神壇上請下來，大到解放思想，小至移風易俗，任何進步都無從談起。就像魯迅說的，甚至搬動一張椅子都要流血。 　　“五四”前夕中國學術的主流仍是儒家。但儒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維持社會秩序的作用，早在清末已經搖搖欲墜。湯化龍在民國三年(1914)《上大總統言教育書》中已指出，無論“中、小課讀全經”或“以孔子為國教”都是實行不通的。即使推行祭孔的袁世凱政府，對於儒教的社會作用也失去了信心。 　　此時，胡適“截斷重流”重講中國哲學史，則是對中國上層精英文化的一次掃蕩。他突破了“漢族中心主義”所製造的瓶頸，使“獨尊儒術”恢復到前秦時代，群經與諸子平等。這就是把董仲舒以後，2000年以來“被扭轉的歷史再扭轉過來”。胡適回國前已把當時能找到的西方思想史經典原版書讀遍，他深知西方文明的崛起，文藝復興是第一炮。只有上帝的權威動搖了，理性之光才有空間，個人才能獨立。而質疑孔子就是瓦解中國的“上帝”。 　　在下層大眾文化的戰場上，撼動傳統文化的保守性，胡適則以“白話文”為突破口。胡適深信，“語言文字是世界上最保守的東西”，而中國的語言文字恐怕更是“最保守的東西”中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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