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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自由主義：反孔子的“托拉斯”

http://www.CRNTT.com   2012-05-31 12:01:27

個人的自由與國家的自由 　　在北京教書的第二年，胡適打算把母親和妻子接來同住，於是打算去租一個較大的四合院。最後選定了老北大邊上的鐘樓寺14號，是個普通的典型四合院。地方不算大，但也有17間房。房租每月20銀元。一進門是門房，9間正房，兩側為廂房，旁邊有耳房。正房是臥房和書房，男傭人住在門房，女傭人住在耳房。庭院不大，有幾棵小樹、幾盆夾竹桃。 　　胡適生性愛交際，他在給家裡的信中說到一些較大的開支，比如結婚後，曾邀請住在會館中的安徽同鄉吃喜酒，結婚宴請北大同人一次就花去了60銀元。胡適很勤奮，生計不成問題，稿酬源源不斷。商務印書館也想請胡適來工作，開出300銀元的月薪，但胡婉拒了。 　　然而胡適接母親來住的願望終究落空，他的母親馮順弟在1918年底因感冒去世，時年45歲。 　　胡適3歲喪父，由其母撫養長大，他的脾氣性格受母親影響最深。母親22歲守寡，生活於一個破落的舊式家庭中，勉力維持家業，備嘗艱辛。 　　母親去世後，胡適又想起了出國前在《競業旬報》所寫的一篇文章《論繼承之不近人情》。他在文章中說：“一個人能做許多有利於大眾，有功於大眾的事業，便可以把全社會當成他的孝子賢孫。”胡適把這一層思想叫做“三W的不朽主義”。“三W”代表“worth work words”，即“立德、立功、立言”才是不朽。 　　此時，他覺得有必要對當初的觀點進行修正。因為他的母親是個字都不識幾個的家庭婦女，卻對他的成長產生了重要影響。所以一切事情，極其平常的“庸言庸行”，也都可能是不朽的。於是胡適提出了自己的“社會不朽論”。即任何人的任何行為，無論善惡都會留存在社會上，發生影響。 　　個人是小我，社會是大我，胡適借此討論人與社會的關係，“小我是會消滅的，大我永遠是不滅的”。“每一個小我的一切作為，一切功德罪惡，一切言語行事，無論大小，無論是非，無論善惡一一都永遠留存在那個大我之中。” 　　於是胡適引申出個人責任的重要——“你種穀子，便有人充饑；你種樹，便有人砍柴，便有人乘涼；你拆爛污，便有人遭瘟；你放野火，便有人燒死。”胡適反覆強調：“今日的世界便是我們祖宗積的德、造的孽，未來的世界全看我們自己積什麼德，或造什麼孽。” 　　胡適一生不信任何宗教，但卻把這種個人對社會的責任視為一種宗教和信仰。 　　胡適在對畢業生的演講中經常會說到“功不唐捐”。意思是，任何努力都不會白費。這句話改自《法華經》的“福不唐捐”。在1932年畢業演講中，胡適說：“一個國家的強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鐵律的。我們今天所受的苦楚和恥辱，都只是過去種種惡因種下的惡果。我們要收將來的善果，必須努力種現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種，必有滿倉滿屋的收……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地方，你瞧！你下的種子早已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了。” 　　“五四”時期，胡適更多從個人獨立自由、個性解放的角度來倡導民主。當時許多人往往都把民主理解為一套制度安排，以為只要掌握到權力，按這些安排做去，民主制度就實現了。但胡適認為這還遠不夠，沒有個人的解放，沒有個人的獨立自由，沒有基於個人自覺自願的聯合、自治的基礎，民主是不可能真實確立起來的。 　　胡適認為，知識分子為了更好地參與社會，就必須首先使自己的人格獨立於社會。這便是他所宣揚的“易蔔生主義”——“把自己鑄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於社會。真實的為我，便是最有益的為人。” 　　1918年6月，《新青年》要出“易蔔生專號”。胡適與羅家倫合譯了劇本《娜拉》(今譯《玩偶之家》)，他又專門寫了《易蔔生主義》一篇論文。 　　這篇文章在青年中影響力巨大，被譽為“個性解放”的宣言書。胡適認為：“社會的改造不是一天早上大家睡醒時世界忽然改良了，須自個人‘不苟同’做起。” 　　胡適認為，個人常常受到社會的壓迫，“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於摧折個人的個性，不使他自由發展”。而人性的光輝就在面對社會、群體的壓力，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並為自己的一切言行負責。他認為所謂獨立的個性，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缺一不可。“第一，須使個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須使個人擔幹系、負責任。”胡適後來辦各種雜誌，編輯稿件都不改一個字，寫作者也都用原名而不用筆名，包括他自己。 　　胡適終生推崇易蔔生在《國民之敵》中塑造的斯鐸曼醫生，一個孤獨的、不畏世俗、敢說真話的“國民之敵”。他始終以此為標準要求自己，勸慰青年。1930年，在《介紹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胡適宣稱：“世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胡適的“健全的個人主義”試圖去解決個人自由與國家、民族利益的關係——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借助於這種立場的轉換，胡適就得以從個人主義的角度來解釋“五四”的口號。他認為，民主只不過是一種生活方式——“千言萬語，歸根只有一句話，就是承認人人各有其價值，人人都應該可以自由發展的生活方式。” 　　因此，他也就將獨立個人和政治國家的主從關係反轉了過來。個人獨立與自由是一個健全國家的前提。這樣，他就有理由重新擺正一個自由知識分子與政治組織的關係，政府不能要求個體的絕對忠誠；而個人又是高於政府之上，政府只能要求他的才能卻不能要求他的思想。 　　然而胡適所處的時代，國無寧日，戰亂頻仍，民族救亡的壓力不曾給人以喘息之機。個人與國家之間常常處於緊張關係。胡適一生演講無數，出現頻率最高的一個句子恐怕就是，“最好的辦法莫過於把自己鑄造成器”。這是他對青年的期望，也是自己內心的獨白，是他認為解決所有個人困惑的最後的那顆“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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