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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如何避免“官員不作為”現象

http://www.CRNTT.com   2014-11-11 11:23:48

再次，官員任務導向的轉型，即從以前的經濟指標的單一目標，轉型成為多元目標。這種轉型也使得很多官員不知如何行動。學術界已經發現，中國的體制在實現單一目標方面，具有強大的能力。以往的GDP主義，就是這樣一個單一目標。當然，追求GDP（國內生產總值）的目標，對各級官員和政府來說都是正面的，因為大家都可以獲得利益。現在，政府官員的目標多元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不再追求GDP指標，但其他的指標例如環保、社會滿意度等多了起來，無論是體制還是官員，都表現出劣勢來，很多人不知道做什麼，怎麼做？ 　 第四是來自民意的壓力。因為腐敗等因素，今天的中國，政府官員和老百姓之間互信極低。從前的一些改革，不僅沒有給大多數老百姓帶來利益，反而損害了他們的利益，老百姓因此不信任政府官員。在人民不信任官員的情況下，官員就無法作為。有些地方，政府官員也是想做一些好事情的，但老百姓不相信，一些改革舉措，一旦出現來自社會的壓力，政策就縮回來。民意的壓力也來自今天中國社會利益和聲音的多元化，做什麼樣的改革，總會出現阻力和反對者。尤其是在社交媒體時代，反對者具有了強大的動員能力，聚集足夠的反對聲音，甚至挾持改革方案。 不作為具有嚴重惡果 　 所有這些因素導致了官員的不作為，具有嚴重惡果。從經濟上說，如果官員不作為，中國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據世界銀行統計，二戰以來，全球只有十多個經濟體逃避了這個陷阱。這大部分是石油國家，其餘的就是東亞的日本和“四小龍”。有作為的政府，配合市場的作用，是東亞經濟體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條件。人們因此稱東亞模式為發展型政府。無論是產業的升級、環保的改善，還是中產階級的塑造，不僅僅是市場的行為，而是和政府的作為密切相關。中國政府在整個改革進程中，扮演了類似東亞經濟體那樣的角色。如果政府轉向不作為，必然影響向高收入社會的轉型。 　 其次是社會治理問題。日本是一個不需要政府的社會。前些年發生地震、海嘯、核洩露三大災難，日本政府不作為，但社會是有作為的。社會自身維持秩序，有效救災。這些年的災後重建，社會力量也在扮演主要角色。歐洲社會也差不多，因為預算原因，政府關門一段時間沒有什麼問題，社會還是運作良好。但中國社會力量至今仍然發展不起來，政府又開始不作為。政府不作為早些年已經顯現，例如政府不是通過社會改革來緩解政府和社會之間的矛盾，反而是通過過度使用專政工具，即維穩體制，來強行維持社會的穩定，結果導致了更大的不穩定。儘管現在在糾正這種情況，但要社會具備自我治理能力，還要走很長的路。一旦政府不作為，社會本身無能力作為，國家有可能陷入失序狀態。 解決和克服政府不作為的問題，必須涵蓋如下幾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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