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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要謹防基層政權“懸浮”

http://www.CRNTT.com   2010-01-21 09:01:19

應該說，這種思維、行動邏輯在計劃經濟時期是有利於國家和社會管理的。但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在社會發生深刻轉型的條件下，黨的基層幹部這一思維、行動邏輯逐漸不適應轉型後的社會，特別是那些完全“去單位化”的社會組織和社會領域。黨的基層幹部的思維、行動邏輯與其所在社會結構的內在一致性弱化，為在這些領域中出現黨組織“邊緣化”現象提供了可能。 　　與此同時，伴隨著社會轉型的加速，社會中新的矛盾與新的利益訴求不斷產生，各種社會力量開始成長與壯大。這些新的社會力量的活動和利益訴求是在與轉型後社會結構具有內在一致性的思維邏輯和行動邏輯下展開的。由於黨的基層組織及其幹部無法滿足，或在傳統的思維、行動邏輯作用下不願意滿足這些轉型後人們的新利益訴求，甚至與這些人的行動邏輯產生較大的衝突，從而造成了人們對基層黨組織產生疏遠感與不滿意情緒。因此，黨的基層組織及其幹部的思維及行動邏輯改變的滯後，及其與轉型後社會要求的背離，是基層黨組織“邊緣化”產生的主觀原因。 　　走向政黨主導的社會整合 　　一是推進政黨組織社會的觀念發展，建立政黨有機整合社會的意識。改革開放之後，社會轉型導致基層黨組織出現“邊緣化”現象，為此，政黨提出了對社會重新全覆蓋的概念，起到一定成效，但這一舉措還僅僅是整個政黨基層組織建設轉型的第一步，需要在政黨有機整合社會的觀念指導下獲得進一步發展。所謂有機整合社會的黨建模式，是指通過構建以政黨為核心的，包括政黨各類外圍組織等在內的整合社會的組織體系，並根據現代社會結構的內在屬性，以不同手段和途徑與社會不同群體的人員建立有機聯繫，使政黨的影響有機地嵌入社會，推進政黨與社會形成一種新型關係，從而為政黨的領導與執政奠定扎實的社會基礎。 　　二是推進開放性的基層黨組織黨內民主，激發黨員活力以及提高黨員和民眾對黨組織的認同。政黨要成為社會整合的主導性力量，很重要的一個前提就是要獲得黨員和民眾的認同。因此，推進有民眾參與的開放性黨內民主，是基層黨組織建立新型的黨群關係很重要的一個制度性安排。 　　三是充分發揮政黨外圍組織的作用，構建整合社會的政黨組織體系，走出封閉性的黨建模式。目前，政黨在推進黨建工作中有一個誤區，認為黨建主要只是抓黨組織自身建設，而忽視了黨建目的在於整合社會。由於政黨的政治性最強，因此由政黨組織直接整合社會，在許多情況下是無法達到較好效果的，甚至有時還會帶來負面後果。因此，為了達到整合社會目的，政黨就必須充分發揮其外圍組織作用，通過它們來實現對相關群體或對象的整合目的，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黨建”的概念。 　　四是通過建立有關平台支持各類社會組織的發育、發展，並提高政黨基層組織及其外圍組織創建社會組織的能力，建立起與各類社會組織之間的密切聯繫，實現對社會組織合作與整合，並最終實現對各種社會人群的整合目的。目前，各類社會組織特別是新興的網絡組織，處於剛剛萌芽和發育階段，急需社會對它們的認同和支持，如果政黨及其外圍組織能夠在這時通過建立相應平台，或是以項目合作等方式對這些組織進行支持，一是有利於它們成長，二是也有利於與這些組織建立良好的密切關係。 　　幹部點評 　　我認為基層黨組織在農村並沒有被邊緣化，只是當前基層黨組織缺乏一個有效的載體來發揮其作用。當前基層黨組織主要存在以下五大問題：一是黨員隊伍年齡結構不合理，文化素質偏低。二是有知識、有能力的年輕人大量外出務工，黨員發展對象難找，黨組織缺乏新鮮血液。三是村幹部的待遇偏低，後顧之憂有待解決。四是基層黨組織的辦公條件普遍較差，活動陣地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五是多數地區集體經濟薄弱，基層黨組織往往無錢辦事，難於開展各項活動。（中共重慶酉陽自治縣組織部長 陶於祥） “制度”博弈：期待政治回歸 　　調研反饋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申端鋒　 農民上訪將問題的解決寄希望於政府，但上訪農民的很多問題並不是鄉鎮所能解決得了的，政府除了擁有一定的權威資源，在很多時候對很多問題都是一籌莫展。 　　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陳文勝：根據筆者的調查，農民有80%的願望鄉鎮根本就無法滿足，鄉鎮的工作有80%不為農民所歡迎，有80%的幹部和農民的積極性得不到調動。鄉鎮職能轉型明顯滯後於農村的社會經濟變遷，鄉鎮政府聽命於上級政府，又迷失自我。 　　筆者近年來在各地農村調查時發現，稅費改革後，以農民負擔為核心的幹群矛盾趨於緩和，基層政權向服務型政權轉變。不過，在這一轉變過程中，由於稅費改革和鄉鎮改革後基層政權的弱化，其服務職能並沒有落到實處，服務型政權的邏輯並沒有出現，而是出現了基層政權與農民的疏離，鄉村社會的公共品供給、糾紛調解等無法維繫，農民的權利受到損害。 　　從農民上訪不斷看鄉村治理中的諸多困境 　　農民是我國的弱勢群體，上訪農民一般是弱勢群體中的弱勢群體。弱勢群體必然呼籲一個強大的國家權威的存在，這就是弱勢群體的政治，呼籲的不僅是一個治理上強大的國家，而且是一個政治上的國家，弱勢群體試圖通過政治訴求來獲得治理意義上問題的解決。 　　而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對這一問題的認識顯然不夠，民生政策顯然是在治理上做文章，而基層政府也試圖通過民生政策來治理這些問題。上訪戶一般也是民政對象，鄉政府試圖通過民政來解決上訪問題，民政已經成為基層政府處理上訪問題的一個主要手段，在民生政策的背景下這一特點表現得尤其明顯。於是，在這個意義上，上訪戶被稱為賴貨，是為了要東西，這是鄉政府的解讀，也是在這個意義上，鄉政府缺錢。通過對困難求助的解讀，我們可以對這一邏輯進行展示，並將之運用到其他上訪領域。通過民生政策解決問題的局限性，這是一種非常不講政治的做法，並且在治理技術上也存在障礙。 　　惠農政策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政治方式，而是一種治理的方式，是民生政策意義上的，這些政策並沒有增加農民對國家政治的參與，而這是三農問題的根本原因，這些政策通過治理上的改善增進了農民對國家的好感。稅費改革後，當學者們出於治理困境而呼喚一個強有力的治理國家的時候，其實，農民並不關心這樣的問題，農民需要的只是一個無所不能的政治國家。 　　惠農政策出於政治合法性的需要，國家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國家治理能力的增強，以及治理技術的完善，這一政策的效果最明顯的地方在鄉村治理，而不是農民政治，然而，這卻鼓舞了“想象的政治”，其本意是要緩和幹群關係，由於一個強大的“想象的政治”的存在，卻導致了鄉村治理中的諸多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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