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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家族:追尋百年的獨立與自由 | |
http://www.CRNTT.com 2011-07-24 10:55:31 |
嶺南一九四九 陳寅恪學生蔡鴻生如今是中山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他對一張陳寅恪與陳序經、姜立夫於1950年代初攝於廣州中山紀念堂的照片印象特別深刻。“你仔細看看陳寅恪以往的照片,他很少笑的,這張照片裡,他看上去特別高興。” 1949年1月16日,陳寅恪與家人從上海登上招商局海輪秋瑾號,在海上航行三天後,抵達珠江口黃埔港。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派人來港口迎接,然後轉電船,溯江至嶺南大學碼頭。 陳序經懂得陳寅恪的重要價值。在陳寅恪到達嶺大的第二天,1月20日出版的《嶺南校報》登出了消息:“本校聘請到名教授陳寅恪”。 陸鍵東在《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中寫道:“嶺南大學這段校園生活,成為陳寅恪後半生為數不多的一段有些亮色、泛起一些快樂波瀾的歲月。嶺南大學的校風以及有些游離於現實政治的環境很適合陳寅恪,而陳序經也是他一生中碰到的為數極少的知音式領導。命運的機緣在這位大半生凄苦的大師邁入第60個人生的年頭,似乎開始展現它的寬容。陳寅恪有點像生活在美麗的桃花源裡。” 現實世界的桃花源總是虛幻而短暫。1949年10月14日下午,最後一支國民黨軍隊在撤出廣州前,炸毀了連接廣州城南北的海珠橋。一個小時之後,共產黨的軍隊進入廣州。 陳寅恪該何去何從?他當時作何打算?幾十年來,這都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 “文革”期間,陳寅恪迫於壓力曾寫過《第七次交代底稿》:“當廣州尚未解放時,偽中央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多次來電催往台灣。我堅決不去。至於香港,是英帝國主義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視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願留在國內。” 餘英時曾撰文說:“陳先生最後未能離開廣州固是事實,但我們決不能說他自始至終從來沒有考慮過‘避地’的問題,因為‘避地難希五月花’、‘浮海宣尼未易師’等詩句已徹底否定了這種推測了。” 2010年,張求會經朋友幫忙,從“中研院”拿到了1949年5月傅斯年以史語所名義為陳寅恪一家向台灣警務處申請辦理入境的電報底稿。電報寫著:“查本所專任研究員兼第一組主任陳寅恪先生自廣州攜眷來台工作,茲附上申請書四紙,敬請惠發入境證是荷。”張求會認為,這是陳寅恪在1949年有意赴台的直接證據。 陳寅恪最終留在廣州,進入了他人生的最後20年。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開始大規模調整。在廣州,嶺南大學、廣東法商學院等與原中山大學合併,組成新的綜合性大學中山大學。至此,教會學校嶺南大學成為歷史。新中山大學的校址所在地為原嶺南大學的校址。這一年冬天,陳寅恪轉為中大歷史系教授,巧的是,系主任是他在清華任教時的學生劉節。 也是在1952年,全國文化、思想、教育等領域掀起了一次大規模的 “思想改造運動”。3月6日,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在《光明日報》發表《自我檢討》長文,批判自己在輔仁大學不自覺地充當了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並表示以後要跟上時代的要求。 1986年初秋,陳流求與陳美延在清華大學裡找到了“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並在碑前留影。此碑立於1929年,碑文由陳寅恪撰寫,為的是紀念投湖自盡的王國維。陳寅恪自己對治學的態度在碑文中表露無疑,而1953年的經歷,是他踐行這一學術信念的明證。 1953年,中共中央決定設立歷史研究委員會,毛澤東親自指定陳伯達擔任主任。歷史委員會於當年創辦學術刊物《歷史研究》。郭沫若親自在創刊號上撰文指出:“學習應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地研究中國的歷史。” 歷史委員會還決定成立由三個所組成的歷史研究所,在這份初步擬定的名單中,出現了郭沫若、陳寅恪、範文瀾三個人的名字,委員會初步決定此三人分別出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及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這是“政府希望陳先生北返”的信息。如何讓遠在廣州的陳寅恪接受任命,成了一個問題。北大歷史系副教授汪篯被委以勸陳寅恪北返的任務,他曾是陳的學生和助手。 汪篯於1950年2月在北大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二年他成為北京馬克思列寧學院(中央黨校前身)的帶職學員,接受馬列主義教育。1953年11月,尚未從馬列學院畢業的汪篯帶著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和副院長李四光的兩封信南下廣州,拜見老師陳寅恪。 1953年11月21日晚,他將兩封信交給了陳寅恪。次日晨陳寅恪便作出由妻子唐筼執筆的答覆。此後經年,在全國學界流傳的“陳寅恪公然提出不學馬列”的說法,便源於這個早晨的答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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